今年丁酉年是外公钱孙卿（基厚）和三外公钱子泉（基博） 诞生130周年（ 清光绪十三年丁亥，夏历二月初二日午时，与叔兄子泉孪生 ）。
钱家的声望在钱钟书、钱钟韩这一代似乎达到顶峰。实际上钱家的核心应该是外公和三外公；不仅因为他们培养了钱钟书和钱钟韩；更主要是他们培养了钱氏的家风。这一点应该让钱氏子孙都知道，而且世世代代永远铭记在心.
这方面主要是外公，身体力行，为孩子们做出了榜样。外公家的舅舅不仅个个杰出，而且大多刚正不阿，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坚持真理；只讲奉献，不求索取。
外公一生为江南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号，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群体，他们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外公一生有大局观，以“爱乡土。爱乡人。”的理念，反对“零和”观念，将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放到整个民众的利益中来分析和处理，因而得到广大民众拥护，树立了威信；他主张资本家应当有大局观，团结协作才能够互利共赢；主张江南人民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够富裕起来。所以他是真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
我对于外公的认识是随着我对于世界和人类文明历史认识的深入而越来越深刻的。
小时候经常见到外公；却浑浑噩噩，什么也不懂。
后来，我听说他上书当局，说苏南的地主跟其他地方不同，都是住在城里的乡绅，没有什么迫害农民的，当时政权还不巩固，还能够尊重民主人士的意见， 苏南的土改，的确没像苏北和北方那么血淋淋的杀人
50年到北京后；我上高中和大学，开始懂事了，每年能见到外公几次。外公每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政协和工商联、民建等会议；一有空就来我家看望女儿，和我父母聊天，还经常带一些朋友来我家聊天，都是江南的大资本家，在我们家他们聊天都很坦率；外公还和我们讲一些资本家当初奋斗的故事，使我听到了与政治课上完全不同的声音。
在我的记忆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见：
一个方面是政府、工会、党支部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干预太多；他们根本不懂得市场规律和企业管理，使得生产无法正常进行。
另一个方面意见是公营企业是由上面派来的官员管理，他们根本不懂得企业管理，所以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废品多，成本高，为了保护这些公营企业，国家对他们实行低税制；而对于私营企业则实行高税制，使得私营企业难于经营，不但无法扩大再生产，连正常的设备更新、产品提高也无法进行。
当时资本家对于政府的许多干预不满；尤其是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外公和朋友们都忧心忡忡，认为这么只知道按照上级指示办事，不按工商业规律办事，这样管理下去，他们用心血建设起来的企业要毁了。
这种时候往往外公就表示，现在大家只知道为政府说话，却没有人为资产阶级说话，我们作为江南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不替他们说话谁来替他们说话？
外公的意见有事实依据，有先进理念，摆事实，讲道理，直击要害，尖锐深刻。
大概正是这样的为民请命的逆耳忠言，使得一些知识层次低不懂经济的干部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在57年大鸣大放时，由毛主席出面邀请他参加座谈会，而由于他的性格，不顾钱钟书在家庭会议上“根本就不要说”的劝告，直言提出批评，而成为毛主席亲自点名的大右派。
外公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受到猛烈批判；外公来我家，愤怒地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没有讲稿，也不准记录，完全是随口讲的，根本没有什么“六条标准”；现在却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要按照六条标准来划分右派。怎么可以这样？
外公显得是这样的愤怒、无奈、无助！没有地方说理。
本来，外公接到毛主席的邀请是十分郑重的，为此还专门召集在京亲戚开会商量，钱钟书对于封建帝王的权术也已经讲得很清楚，外公不可能不懂；但是在座谈会上在毛主席谆谆善诱的邀请下，外公还是发了言。所以外公觉得委屈，没有地方说道理。道理的道指的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道德，是大家讲理的准则和平台。对于一个根本就不知道道德为何物的人来说，是不存在道德平台的。所以外公感觉无处讲理。
这位当年为了无锡人民敢于和军阀周旋；为了不给日本人工作而躲在上海租界内坐吃山空地苦苦支撑；敢于联合江南资产阶级通电反对国民党腐败独裁，并且在长江被封锁的情况下派二舅舅冒险渡江给共产党送情报；在解放军渡江后筹集十万担军粮的古希老人；在伟人毛主席面前竟然如此孤立无助。他是毛主席点名的“钦犯”，谁敢为他说话，知识分子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连昔日的老朋友也不得不违心地发言批判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下，这位倔强的老人不得不第一次低下了头，违心地作了检查！
同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反右也是一场破坏中华文化、毁灭知识分子的运动。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家庭，必然是重灾区。
二舅舅原来是无锡市副市长兼任申新面粉厂厂长，每月收入四百多元；在参加江苏省委的座谈会后被打成右派，撤销副市长，只剩下副厂长，每月九十多元，连静汝的生活费也供不上了，就由九舅舅给；不久九舅舅蒙冤入狱，工资没有了，就由大舅舅供给。
龙舅舅是与李国豪齐名的桥梁专家，李国豪评为一级，龙舅舅认为自己也应该是一级；这本来是与反右派无关的事情，竟然也打成右派，降为四级，调出同济大学；直到六十多岁才平反回到同济，身体已经很虚弱，没有几年就去世了。龙舅舅是一位天才人物，不但是美国博士，还是大学生桥牌冠军，这在中国人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天才就这样毁灭了！
我爹爹在解放前是海关最年轻的代理副税务司（高级职员），解放后在海关总署人事处当科长（副处级），与许明处长关系很融洽；后来许明调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不久爹爹被调入五金进出口公司当科长；他们的处长是从延安来的，不懂业务，外语也不行，所以只有十五级，他对于爹爹的十四级充满羡慕嫉妒恨；他是靠运动整人上去的；整风运动开始，他让爹爹参加外贸部叶部长召开的座谈会；反右开始，他把爹爹打成极右，从十四级降为十八级（月工资从138元降为87元），下放农村，不准回外贸系统工作。后来，许明知道了，认为爹爹不应当是右派；通过她丈夫安全部孔源部长将爹爹调入国际关系学院工作。
除此以外。大舅舅原来是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当时是预备党员；因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汪院长成了右派，他被停止预备党员，撤销副院长。直到79年汪院长平反人江苏省副省长，院党委要求大舅舅再写一份入党申请，经过党委再三谈话，大舅舅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才给他恢复党籍，党龄从1956年算起；令人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多舅舅原来在第五研究院，是国防工办下属的保密单位，当时也是预备党员；由于受到家庭影响，被迫一次次检讨划清界限；被延长一年预备期，调出五院去包头工作。我毕业分配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工作，离多舅舅原来住的北线阁只有一站，我曾经散步到北线阁车站，习惯性地走了进去，这条我曾经几次抱着小象或者背着敏汝走过的路，但是多舅舅调走了；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令人感到伤感！
1959年母亲突然去世；我知道外公外婆很伤心；当时我在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工作，有一个钱姓同事是无锡人，回家探亲，我托他带点吃的给外婆；他回来后向组织汇报，说我外公是大右派，我还给他们带东西；我才知道外公在无锡处境很不妙。
1961年我随黑色冶金学院合并入太原钢铁学院，我利用暑假带妹妹回无锡住了一个月；当时，外公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工资从八级（285元）降低为十一级（180多元）；而且一直受到批判；外公却依然忧国忧民。
1961年那次探亲，外公和我谈得比较多；当时国家已经极其困难，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困难的根源；而外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而且知道这场灾难还将继续延续下去；但是无人理解，连他有些子女也不理介；他的忧虑无人可以倾诉。
另一方面，我已经在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工作了三年，了解不少实际情况；更主要的是：我亲身参加了反右运动，亲自看到了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亲人和同学被“阳谋”欺骗而成为右派。又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参加了大炼钢铁，周围都是一流的钢铁专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场反科学的闹剧，后来又为了掩盖错误而公然欺骗说谎。当时我已经从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调到太原工作；这中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每一次都是服从组织决定，认真做好工作；完全是因为掌握大权的官员盲目决策，随随便便设立机构，然后不负责任地把整个单位一撤销了之。作为受害者，我对于社会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对于外公的谈话听的很认真。
外公对于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主要谈了两个方面：
一个地方想要富裕起来，必须发展工商业；而要办企业和管理企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真正的民族资本家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奋斗的历史，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够发展工商业。现在这些公家派来的官员根本不懂企业，依靠他们是搞不好工商业的。
外公还为我讲了一些资本家奋斗的历史；我记得他说 荣宗敬 、荣德生兄弟去上海学徒时，只带了一包随身的衣服；学习了几年后，他们看准了机会，筹集资金投资面粉和纺织业，几次投资都很成功，克服了种种困难，才发展起来了。我还记得讲了一个印染纺织行业的大老板（似乎是当时的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在建厂之初就遇到了进口的洋货的竞争，他亲自做实验研究，并且和工人一起在生产车间进行改进，终于超过了洋品牌，占领了市场，发展了起来。
当时国家已经极其就困难，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外公认为，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现在这些农村干部根本管理不好农村秩序和农业生产的；统购统销在当时稳定了农产品价格，保证了大城市的供应；但是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合作化更是严重限制农民的自主权和他们的积极性。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失尽民心；现在共产党还剩下三百万军队；但是一个国家如果只能依靠军队来维持政权，失去了民心 ，农民根本没有劳动积极性。国家前途堪忧！
过去，听外公谈话，我只是孩子，即使是在上大学以后，他们也还是把我当做孩子，而我对于他们谈的政治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也确实一知半解听不明白。这次，我已经大学毕业而且工作了几年，外公是把我作为成年人谈话的；由于我对于官方的一套说法早已失去信任，对于外公的许多说法不仅感到新鲜，而且感到合情合理，所以听得很仔细认真；大约因为很久没有人像我这样认真听他讲话了，外公谈兴很浓，一个月内和我谈了许多次，越谈越深入，范围也越来越广，包括婚姻问题等等；外公专门谈到九舅母，说九舅舅原来一个月二百多元，入狱后工资不发了，存款冻结了。九舅母一个人四十多元，带着一个孩子，兰州生活很苦；外公要寄钱给她，九舅母只说她相信九舅舅是无罪的，她和孩子钱够了。外公夸奖九舅舅有眼光，找得好，说你找对象就要找能够同甘苦共患难的。
外公这一个月的谈话对我一生影响很深刻；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我遇到许多不合理的奇怪现象，我多次想起外公的话，感觉心明眼亮，似乎比许多同时代人看得更加直击本质。但是这却是外公和我最后的一次谈话，等我再想听外公谈话时候，却再也听不到了！
我外孙上大学后，寒暑假都来看我们，仔细听我们说话，认真回答我们的问话，我往往会想起外公和我的谈话；尤其是今年新年，他已经在伯克利成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博士生了，来看我们，还是仔仔细细的听我们说话，认认真真回答我们问话；我感慨万千，脱口说了一句：我自己当了外公，才知道外公外婆是多么爱自己的外孙啊！
后来我下到农村和工厂后，所见所闻完全证实了外公的忧虑；而且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一片混乱，我再也没有见到外公。
文化大革命中，无知的红卫兵当然听不懂外公的先进理念，就反复批斗他，当时外公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打断好几根肋骨，得不到治疗，只好由孙女服侍他。
辛亥百年无锡座谈会上，静汝表妹哭着说，她的祖父（我的外公）因为是反革命，死得很惨，走时穿得很单薄，还脱了一件衣服下来，给发配看门的儿子穿。
外公的死，在红卫兵看来，是轻于鸿毛；只有他们死于武斗的战友才是重于泰山。
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历史将作出公正判决：江南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外公一生不顾个人安危为江南人民呐喊、斗争，他的一生才是真正的重于泰山。而那些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的人则是轻于鸿毛！
1986年政协纪念外公百岁诞辰，称他为“诤友”；我却认为他是畏友：
外公一身正气，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思想先进，看问题尖锐深刻，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使落后势力畏惧！
我过去认为钱钟书独善其身，苟全于乱世之中，是最聪明的；既不至于像吴晗、郭沫若那样被骂名于后世，又不至于受害于当下。但是，当我了解了外公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才得以传承五千年而不衰，成为唯一传承至今的人类古文明；今天我们依然还必须依靠这种精神才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梦！
正是外公的这种正直无私的精神培养了钱氏家族刚正不阿的家风！
两家家风高下还可以从两位大舅舅的对比中明显看出。
钱钟书一生持才傲物，谁也看不起，连他的老师也不在他眼中；有一次爹爹看他过于狂妄，就说：三伯伯（三外公）的国学总比你强吧？钱钟书狂妄地说：就是单论国学，他也不如我。 儒家以孝廉作为道德的根本，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爹爹说起此事，极为不满。
三外公钱基博在五四时期就是与胡适、钱玄同齐名的国学大师；钱钟书的国学基础主要得益于他父亲从三岁开始为他打下的基础。何况“文无第一”，在文学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所以钱钟书这样说既不谦虚，也不客观。
事实上，对于国学的理解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技术的层面，就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旁征博引，以广博的知识令人钦佩；毛泽东、钱钟书这样的天才人物依靠他们过人的记忆力，都能够做到。钱钟书能够震惊世人的主要是这一方面。
而更深层次的则是理解其文化内涵，也就是真正理解和接受其价值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从本质上理解国学。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学，是以道德作为基础和核心价值的；就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而外王”的思想修养。所以真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等等都是道德高尚者。从钱钟书一生的言行看，与此相去甚远。不仅远远不如外公和三外公；甚至远不如爹爹、文大舅、二舅、龙舅等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钱钟书不仅骄傲自负，而且比较自私娇气，不能吃苦。1938年钱钟书夫妇从国外回来；杨绛代健汝回到上海，钱钟书应聘去西南联大，爹爹也在昆明海关；仅仅半年，钱钟书因为生活艰苦和思念杨绛，跑回了上海；他的那一套阳春白雪的学术研究在沦陷区没有市场，主要靠杨绛写剧本维持生活；这件事情是爹爹最为诟病钱钟书的。反观外公家，已经成年的大舅舅、二舅舅、龙舅舅都在后方，都没有逃回上海；二舅舅也已经结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龙舅舅在贵州修公路，生活条件比昆明艰苦得多。满舅舅为了抗日事业被日本人杀害了。把钱钟书和我家舅舅相比，人格高下立见！
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钱钟书开始学写小说，就是《围城》。爹爹曾经和九舅舅谈起《围城》，认为生活在象牙塔中的钱钟书，生活范围狭窄，也只能够写写周围的几个知识分子；九舅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围城》中凡是正面形象的人物都是以他家人为原型的，凡是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都是以我家（外公家）人为原型的。（我当时只有六岁；我至今也不明白，怎么会被选中成为带有负面色彩的赵辛楣的原型？）
文大舅舅与钱钟书从小一起读书，文大舅老是第一名，但是英文和国文则总是第二；后来钱钟书以外文系第一名毕业于清华，去英国留学，文大舅则以交大第一名（历史上总分第二）毕业后留学英国读博士，因为博士论文的结论观点与导师不同，文大舅坚持自己研究结论，放弃博士学位；所以人们一般把他视同博士；回国不久即成为浙江大学教授，后来担任中央大学（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工学院院长，解放后为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为副教授，后来也只是普通教授；1955年第一次评级，两人均被评为一级教授；文大舅认为自己资历浅，坚决只拿二级；钱钟书则毫不客气地拿了一级。
文大舅在副院长任上，忙于工作，而且坚持不批文大舅母晋升副教授，直到反右后被免去副院长，文大舅母才得以升为副教授。
钱钟书成为一级教授后，为了自保，有三十年几乎没有发表著作和文章；除了教学和校译《毛选》外，主要以读书度日。
改革开放后，老同学胡乔木任命他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对于副部长级待遇：房子、小车、医疗、秘书等等，钱钟书照单全收；但是既不上班，也不参加会议。在中华民族遭受一场大灾难以后，这是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好机会，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钱钟书却依然读书写作，不闻不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舅舅，当时安舅舅已经是中国计量科学权威，中国计量科学院总工程师，完全有可能成为院士；当时安舅舅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任上就不计个人得失地履行自己责任。
1986年我去南京，文大舅已经是江苏省政协主席，正省（部）级，却依然住在三十多年的南京工学院教授宿舍，坐波兰的华沙牌汽车（同生表弟告诉我：江苏省副省级以上干部都已经住小别墅，坐德国、日本进口汽车了；文大舅是正省级，自己不提，也没有人管。）
九舅舅原来在上海电力公司有着很好的工作；1954年组织上调他去西北筹建兰州热电厂，他不讲条件地去了西北；还自己主动请求减去保留工资（从每月四百多元减为二百多元）。大跃进中他蒙冤入狱一年多，后来证明他没有任何错误，但是还是被免去总工程师；他想回南方工作，外公要求他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九舅舅就留在西北工作直至退休。
舅舅们的这些优秀品质是外公言传身教的结果。外公一生不顾个人安危为江南人民的福祉奔走呼号；在全国人大上为江南人民呼吁而被打成右派；依然为人民呐喊。
我对于外公先进思想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的。
一， 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
1962年至1963年，我曾经下放农村一年。
我在农村所见所闻
在农村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农村干部依靠权势多吃多占、欺男霸女的情况；也看到了农民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情况：
早上九点多钟下地，先抽烟和打打闹闹玩，十点多钟开始干活，十一点多准备吃午饭，春天吃粮食种子，夏天开始吃正在成长的粮食，一直到秋天收成；所以有时候一亩地用一百斤种子，收获二百来斤粮食；小队长和农民还要偷偷藏一些。所以亩产有时候不到一百斤。
中午睡上一觉，起来抽烟和玩一会，再干上一个小时，就收工回家。
我完全明白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人祸；是农民对于合作化和大锅饭政策的消极反抗，这种集体的消极反抗比旧社会的暴力反抗造成的危害更大。
需要强调，山西农村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至少没有饿死多少人；河南、湖北、四川及西南、西部许多省份大批饿死人。
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最大，牺牲最多；但是解放以后他们的命运也最悲惨。如果说旧中国还有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那么农业合作化以后，就只有雇农了；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也没有自主经营权；在灾荒年，旧社会还有富户开粥棚赈灾，新中国就只能依靠政府了，如果政府也没有粮食就只有等着活活饿死。农业合作化以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估计在一亿人一上。
《陈云之路》中记述陈云在家乡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他们说：蒋介石不好，我们吃干饭；毛主席好，我们喝稀饭。在陈丕显的调查中也遇到类似情况；为了保住大城市的供应，中央不顾农民死活地上调粮食，内部方针是宁可让人饿死在农村，也不能饿死在大城市。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贫下中农的孩子在新中国上了大学或当了干部，但是毕竟是少数；无法掩盖农民们整体的悲惨状况。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世代贫农，是新中国培养他上了大学，并且成为高级记者；但是在新中国的灾荒中父母兄弟一家饿死几口人；他实在想不通，就利用新华社高级记者的身份，查阅了各省在灾荒年代的内部报告，写成了《墓碑》一书，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数字令人惨不忍睹，人吃人等等许多只有描写旧社会的小说中才有的悲惨情景，却在新中国真实地发生了，而且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 该项国家档案解密“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
作为对比：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其中死亡2100万人。
这是一场人类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在农村，我真实地看到了农村干部的真相；他们不仅文化水平极低，而且素质极差，没有责任感，极其自私，只知道利用手上的权力多吃多占，欺男霸女。农民干部大多作风粗野，打骂农民，当地农民告诉我们，有的队长还捆绑吊打农民，所以四清运动中有的农民上台批判队长，有时候比恨地主更甚。队长有时候当众调戏和性侵妇女，据说还利用手中掌握的物资诱奸妇女，或者利用权力强奸妇女；农村妇女大多忍气吞声；后来因为迫害和强奸知青才闹了出来。
1973 年 6 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 24 个省、市、 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 年至 1973 年 5 月，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 2.3 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 70% 以上。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披露：辽宁省 1968 年至 1973 年，共发生摧残和奸污女知青案件 3400 多起。 四川省 3296 起。河北省，1972 仅年迫害知青案件就 126 起，其中奸污案 119 起,占 94%。1973 年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 11 期登载，据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一些兵团吊打知青 69 起，仅一师批斗知青 727 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 365 起；内蒙古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 299 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 209 人。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 139 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 193 起，其中涉案师级干部 2 人,团级干部 38 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汇报团汇报材料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女知青被奸污 96 人 ， 被捆绑吊打 852 人。
1974 年至 1979 年全国共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青案件 41，272 件，处理 28132 件，处理率占发案率的百分之 68.2。知青死亡人数合计 25，690 名，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 15，899 名，非正常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的百分之 61.9。〔来源： 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统计资料》 〕
在上山下乡时期，任意批斗、吊打知青事件 ， 在各地农村（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均有发生。每逢运动来临，一些被认为表现不好的知青就成为整斗的重点。其毒辣手段有：拳打、脚踢、掌脸、跪板凳、木棍打、皮带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夹、光身冻（包括女青年）火棍烫、火炭烧等十余种刑罚。
1973 年 7 月 4 日，新华社《国内动态》第 241 号刊登了一篇 题为《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 ：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迫害。据 1972 年 4 月统计，该团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 99 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 29 种之多。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 20 余人；连长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 黑龙江兵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 50 多人。
在私下聊天中，农民普遍反对农业合作化，认为合作化以后生活太苦了。从后来看到的许多资料表明，反对农业合作化是全国农民普遍的情况。例如：
2011年第4期《炎黄春秋》，尹曙生（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原题为《“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的文章中写道：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是不愿意。尤其是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过上了两三年的好日子，就要搞互助合作，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于是，反抗、斗争，不断出现，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干群关系也突然紧张起来。1956年安徽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就比1954年增加2倍。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的社会秩序，当政者们不从自己的执行的方针路线上找原因，而是从没有肃清的“残余反革命”方面找原因。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听取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关于《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简要总结和1955年工作要点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精神，随后给中共中央专门写报告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和减弱，而且是更加紧张和更加复杂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反革命暴乱；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必须“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
根据中央的指示，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现在各种史书只写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不写1955年部署开展的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于是，各省（市）向中央报告并得到批准的镇压反革命计划，包括捕人、杀人具体数据。安徽省上报中央并得到批准的反革命捕人数是：1955年2.5万人、1956年4万、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安徽1955年捕人任务很难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1955年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批准手续），这些所谓“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 命。
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正在反复证明外公的看法和分析。
我想，农村要是还由地主管理，会混乱成这样吗？
一，我在工厂的所见所闻
1963年我来到太原钢铁公司耐火材料厂。在这里我主持了耐火混凝土的研究工作。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我为太钢耐火材料厂赢得了很大荣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太原钢铁公司耐火材料厂因为“耐火混凝土的研制和推广使用”而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太钢耐火材料厂历史上获得的最高荣誉。）；还从冶金部得到很大一笔拨款；因此赢得了工农出身的厂长的信任；把我调入主要车间担任技术组长（相当于主任工程师）也是准备提拔重用的意思，因为历史上耐火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都是从这个车间提拔的。我在生产车间工作了十三年。
我在工厂的所见所闻
工人是新中国的一个幸运的群体；在政治上，他们是领导阶级，政治运动整不到他们头上；经济上，他们的工资、粮食和医疗是有保障的。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有保障的工人只有不到全国人口的5%；我们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吧。
我在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二十多年，其中十多年在生产车间工作，每天和生产第一线工人在一起，亲密无间，无话不说，我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
新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低就业政策；许多工人一个人工作要养活全家人；往往每月人均生活费还不到十元，甚至连凭票供应的物品都买不起。高级工（月工资60元以上）工资二十年不长，物价却在涨，也很不满意。
更严重的是劳动保护条件差，管理混乱，工人和干部知识层次低，盲目蛮干，许多工人都有职业病，不到五十岁就病魔缠身，往往活不到60岁。
工人主要用三种方式表达不满：
1，消极怠工：
除了热工设备等连续运转的工序以外，一般岗位，白班工作四五小时；夜班要睡觉，一般只干三四个小时；夜班连热工设备工人也敢睡觉；在自动记录仪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动降温的过程；但是法不责众，干部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有。
在工作中不顾质量，实际成品率往往不足一半；我的几个重要任务：向监督站求情放过去；去化验室想办法让理化指标符合标准；与用户（主要是钢厂）打嘴架推卸责任。
工人干活往往不顾设备，设备坏了正好休息。生产中原材燃料浪费十分严重。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尤其是大跃进以后，农民战争式的胡闹的命令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苏联专家留下的规章制度没有人当回事了，管理混乱，工人干部不仅素质低下，而且普遍充满怨气，不负责任；产品质量低劣而不可靠；例如航空轴承钢在国际上平均寿命为1000小时，中国的航空轴承在多次空中停转以后，只敢用200小时。更为严重的是不同钢种混号，连军工钢也混号；太钢曾经发生过舰艇钢板与坦克钢板混号，被中央军委点名批评。我对一位熟悉的钢材监督员开玩笑：美国的降落伞以前老出问题；后来美国国防部规定每一千把仐中随机抽一把由降落伞厂长试跳，以后降落伞再也没有出过质量问题。咱们以后规定，从坦克钢板中随机抽取一块，让你坐在钢板后面，对钢板打上一枪，要是混了号连你一起毙了。他连声说：可别。
在工人中间，能够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经算是幸运的；许多工人长期与家人分居，十分煎熬；尤其性生活得不到满足，性骚扰女工，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太钢居住区有不少暗娼，单身工人还相互介绍。
找大夫走后门开病假条休息；有时候病假太多，无法生产，干部只好根据表面印象不准；结果真有猝死现场的。
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作风简单粗暴，有时候与工人之间关系很紧张；吵架、骂人，甚至打架，也是常有的事。
２．在工作时间用公家材料给自己干私活。干部也经常利用权力叫工人给自己干私活。
３.发牢骚，骂大街发泄不满。当时，工人中间流行一段顺口溜：工人阶级是伟大的。穿的裤子是补下的。抽的烟卷是报纸卷下的。吃的面条是红面的（高粱面，吃了后大便干燥困难）。
太钢是大型国营企业，一半以上为军工用钢，以管理严格著称，待遇也是比较高的，尚且如此，其他工厂可想而知了。
人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消费者。一种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主要看它能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关键在于给他们劳动的自由权，使他们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要保障他们能够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而新中国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走了一条根本错误的道路。
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敌人，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
对待农民，用农业合作化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用低价强迫收购农产品来残酷剥削农民以积累资金。。
在工商业，消灭了成功的有经验的经营管理者，代之以一批毫无经验的低素质管理者，实行低工资剥削工人以积累资金。
但是，不剥削工人农民又去剥削谁呢？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钱。地主、资本家的投资是工业化的资金；他们上交的税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现在没有了。当初为了调动农民夺取政权的积极性，把本来可以用来投资的地主的财产分给了农民；由于不保护私有财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资本家的资本纷纷外逃，例如荣氏家族因为荣德生年事已高,不愿出国,留下小儿子荣毅仁和大约十分之一资金，其余都送往海外。中共接管上海时，百分之八十的工商精英把资金转移至港台和海外，民间资本早在1948年起已经通过广州大量抽逃至香港。（《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而国际资本是不敢投向一个不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剥削工人农民又去剥削谁呢？结果是极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资金更加紧张，只好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者，劳动效率更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犯错误，而是在夺取政权时就采取的是饮鸩止渴的极端路线种下的祸根的必然结果。
人类历史发展是依靠少数成功人士带领大家创造更多财富，来消灭贫穷；列宁主义是带领穷人起来消灭富人，然后大家一起受穷。这是典型的极端势力理论。但是在落后国家却往往很有市场，这是他们在落后国家能够取得胜利，从而使这些国家更加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工人大批下岗，生活无着；大多数工人都失去了医保；许多老工人几个月领不到退休金，看病没有钱只好硬挺着。
我对于工农出身的干部并无偏见，我们的私人关系亲密无间；但是对于他们的管理水平却实在无法恭维，根本就谈不上管理，只知道完成上级下达的数量指标；至于设备精度根本顾不上管，只要能够动起来就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生产管理一片混乱。
工农干部普遍没有经济意识，没有市场意识，生产产品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他们只知道对上级负责，很少考虑对企业负责；他们只知道完成上级的指示，而很少考虑上级指示的后果，即使出了重大事故他们也只要向上级汇报就没有责任了。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干部，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这种连苏联都无法想象的荒唐事情，才能够在中国通行无阻。
我经常想，如果让外公的资本家朋友来管理企业，会管理成这样吗？
我在太钢耐火厂做了一件引发耐火材料技术革命的重大科研成果；但是开始时，完全是我们自己奋斗的；课题是由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反革命、右派分子提出的；开始时，没有经费，只能够利用已有设备和材料，通过私人关系协作进行，直到引起冶金部的专家关注，才得到支持。在取得巨大成功后，又为了提拔重用而把我调离科研岗位。去车间管理生产。完全不懂得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并不需要当官，而是要发挥其所长。
对于把我调离不烧耐火材料研究，冶金部也有看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冶金部已经瘫痪；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听说我被调去生产车间工作，《耐火材料》杂志编辑部专门派了一位编辑特地来找我约稿，要我写一篇有关不烧耐火材料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展望的综合性文章，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但是声明只是我个人意见，不能用集体名义发表。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后表示，按照当时政策不允许用个人名字发表，即使是权威人士也不行。我要求将原稿退还给我；他们说在院内传阅时找不到了。
令我欣慰的是，我看他们发表的文章，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方向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理想的胶结材料应该是耐火材料本身的超细粉（当时还没有纳米材料的概念），利用超细粉表面的分子间力将材料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混凝土在加热过程中强度会越来越高，而且有很高的耐火度；后来，随着超细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二氧化硅微分的大量应用，证实了这个观点。
不烧耐火材料的核心技术在于胶结材料和外加剂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却长期无人关注。后来，随着不烧耐火材料的大量使用，除了水泥以外，各种胶结材料越用越多，这些材料都是从其他行业借用过来的，不完全适合不烧耐火材料；我给冶金部耐火处写了一封信，建议开展不烧耐火材料专用胶结材料的研究，建议组织研究工艺，确定流程，制定标准，组织生产。
后来，冶金建筑研究院主管材料的副总遇到我，告诉我：冶金部把我的信批转给了他们；他们院老一代研究材料的都是学土建出身的；后来来了一些学材料的，但是没有学化工的，所以 没有 开展研究。
以后我就没有再过问不烧耐火材料的研究工作了。
我想如果外公的朋友当老板，对于我取得的这样一件垄断性的先进技术，一定会组织专人进行推销，并且为我组织专门的研究队伍，使我们的技术永远保持领先地位。而决不会调我去管理生产车间。
现在看来，外公的许多理念和看法是极其先进的。但是必须要懂得人类文明价值观才能够理解。
所谓的“剥削阶级”是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工业文明；也就没有工人阶级；也就没有今天人类的现代生活
恩格斯说得好：对奴隶制这种可耻现象进行痛骂发泄高尚的义愤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于事无补。奴隶制，即使对于奴隶来说，也是一种进步，战俘至少比大批被杀掉好，至少保全了性命。没有奴隶制，便没有大规模的分工，便没有希腊文化，罗马帝国，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220至221页）。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便没有工业文明，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也就没有现代化的人类世界！
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所谓的“剥削者”则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封建制度是由地主阶级创立的；这种制度保证了农业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他们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则是封建文明的主要创造者。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创立的；他们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则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没有现代文明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知识层次低者往往只能看到创造物质财富的具体劳动，而不懂得人类文明在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等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先进分子的基本特点就是有全局观念，懂得人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合作包容、互利共赢。对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暂时的局部矛盾，他们能够从大局出发进行调解。外公就是这样一位有大局观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以“爱乡土。爱乡人”的全局观念在不同人士之间协调，同时不顾个人安危为江南人民奔走呼喊。因而赢得江南人民的拥戴，树立了威望。他既对于土地改革、计划经济、公私合营有不同意见；也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有不同看法。因为这些都是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如果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除去维持自身劳动力等所必须的必要劳动以外的价值全部算作剩余价值，那么将剩余价值率作为为衡量剥削的程度，显然是十分荒诞的。因为剩余价值中的大部分将用作扩大再生产、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国防，等等。真正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是极少的。而且成功的资本家都是十分节俭的；他们很多人是依靠节俭积累资金的。
我对于没有背景依靠自己奋斗大老板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和辛苦是有一定了解的；我早年听过外公讲了一些资本家奋斗的故事，后来在一个大型车间从事生产管理十多年，退休后又帮助一个朋友从零开始创办了一个小企业；对于民营企业老板的辛苦是深有认识的：选择产品、市场调研、原料进货渠道、筹措资金、寻找场地、建设厂房、聘请技术工人、购置设备和安装调试、招募工人和管理人员、应付各方面的关系人员（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银行、客户、供货单位等等）等等；日常的生产组织管理和各种突发事故：销售包括宣传、寻找客户、了解客户信誉、谈判合同、按照合同供货、催款等；生产管理包括员工纪律、工作情况、劳动力调派、临时工、按照合同组织生产、设备维护检修、原材燃料的数量和质量保证、产品质量保证、人身安全保证、经济核算；意外事故包括人身事故、设备事故和各种自然灾害；还有各种法律诉讼；等等，一个没有靠山的老板几乎是365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承担的风险和工作压力是工人无法相比的。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剥削者呢？
当然有，官僚资产阶级就是真正的剥削者；像现在的太子党富豪们；他们既不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也不善于经营管理，只是依靠亲友的权势就可以垄断市场、垄断贷款，甚至于垄断行业：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等等，发大财。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剥削者。
民族 资产阶级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骨干，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则是现代化的领路人；江南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地区；他们的先进分子也就是中国工业化的领路人。外公就是这个先进群体的杰出代表。
长期以来，中国将鲁迅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历史真相的深入研究，人们将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
认真研究历史，就会发现：
鲁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也不懂得苏俄和共产党，他只是因为爷爷的科场舞弊案导致家庭破产而痛恨旧社会，他只是一个“愤青”；正如毛主席 的坦言：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毛泽东的答案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
1957年，罗稷南先生曾以此向毛泽东提问。毛泽东回答说：
“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陈独秀并不了解苏联，也不懂得资本主义，他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被共产国际利用来组织共产党，但是他连共产党一大都没有参加；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认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苏联的真面目。
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中坚决反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卖国政策而被开除党籍；在抗战时期坚决不接受蒋介石和他的当了高官的学生的帮助，在贫病交困中死去。陈独秀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人类发展进步上关键作用的认识，显然无法与外公相比较。
胡适既懂得中华文化又了解西方文明，长期宣传先进思想；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他坚持不做国民政府的官，只当北大校长；但是在抗战期间，为了民族大义，他出任驻美大使，为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和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做出重大贡献。他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清醒的认识。
1949年，国共政权更迭之际，周恩来致电胡适，企图说服“自己所敬爱的人”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偏偏不为周恩来的滔滔万言所动，他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主这个东西，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毛先生那里，是有没有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
但是胡适和政治人物的斗争只是采取逃避的办法，跑到美国去。而且胡适对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了解也远远不如外公。
外公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品格，他坚持生活在本土，以“爱乡土。爱乡人”的全局观点，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群体——江南资产阶级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与一切落后势力斗争；被打成右派以后，依然不停止为民请命，直至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外公一生体现的正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高贵品质！
历史实践证明，外公对于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以及计划经济、企业管理等的看法，都是正确的。许多观点比较几十年后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要高明得多。
外公才是真正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从亲身经历深入认识了外公的伟大和先进。
我为外公骄傲！
谨以此文纪念外公诞生130周年！
大雄写于丁酉年之仲秋
大雄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