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决定了工业革命不可能首先发生在中国
（1）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文官
中国的知识分子出现于奴隶制的夏商时代，劳动所获已可满足劳动者生存而有余，才会出现以总结和掌握知识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官吏—文官。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了西周初期，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成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摄政的周公旦在文官们的帮助下，建立了「宗法分封」制度：周天子是君，分封出去的诸侯是臣；诸侯必须定期朝觐天子，进行述职；诸侯为世袭，但其世袭要得到天子的策命；而且诸侯国的卿大夫们往往也由周天子直接任命；此外，还有监国制度 ，由周天子派人去各诸侯国进行监督。周天子对各诸侯国实行君主专制，各诸侯国国君对本国实行的也是君主专制。
宗法分封制一直分到了民。各阶层均为世袭，连民的居处也划定，不使杂处。整个国家都处在等级严密的君主专制之下。这时的统治阶级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五等属于贵族阶层，世袭世禄。知识分子（士）是其中最末一等，但仍世袭世禄。
西周宗法分封制度的建立，在当时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这也是知识分子（士）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种「宗法分封」制在中国一直沿袭了千年之久。天子有着无限的权力，国家盛衰、强弱全赖于天子个人的道德、个性和能力。西周在成、康二王后，后继诸王德性不好，王道衰微，西周末年，天下大乱，知识分子（士）被抛出了世袭世禄的原有官制，成为平民：士、农、工、商。
因此，西周末年，中国诞生了独立的知识分子。
（2）百家争鸣初步形成中华文化体系
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政治权力分离，拥有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想：思想没有了束缚，也没有来自权力意志的钳制；言论自由，尽可以著书立说；行动无所顾忌，可以从一个诸侯国毫无阻碍地跑到另一个诸侯国。
从西周末期，包括整个春秋和战国时期，前后长达600多年，中国出现了封建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自由文人」。这段时期学术思想极其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周天子王道式微，诸侯混战，兼并剧烈，到战国时代，原来分封的150多个诸侯国，只剩下十几个，其中主要的只有七个。各国国君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向知识分子们求教强国之道，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空前尊崇，各种学说空前活跃，并且具有了广阔的实践空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无论是构成主体的「儒家」，还是「法家」「墨家」「道家」等等，都形成于此时。
可以说：凝聚十几亿人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即植根于此。
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来自于文官，这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们更多地关注人文社会科学，而忽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等。
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决定文化的方向。
同样，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都集中精力去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后来科举制度功名的诱惑），忽视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更被视为雕虫小技。这就注定中华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体系，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是中国农业社会长达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反观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出身平民，他们既关注人文社会科学，也关注自然科学：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哲学体系，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他给出的许多答案是错误的；但是既然提出了问题，就会有人来纠正他而形成一个正确的科学体系；牛顿体系就是对于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纠正。
伽利略的实验和观察方法，提出了纠正亚历山大大帝体系错误结论的办法。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体系，从公理中推出各种定理、推理、结论的方法来构建正确严谨的科学体系，从而保障各知识的关联性和正确性。
牛顿体系正是建立在这些科学体系之上的科学体系，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是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二，中国人大多数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
在中国，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长期被妖魔化，一说起资本主义就是少数人暴富剥削大多数劳动人民，所以必须消灭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有这种观点者，大多为无知，少数人则是别有用心，挑动民众仇富心理，他们从中谋利。实际情况是：
工业文明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知识层次低者无法理解，容易受极端思想蛊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所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以1670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标志；人类从使用动物的力量作为能源进入以化石燃料的化学能作为主要能源，劳动生产率成十倍、百倍地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一次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从农业经济时代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
为了适应工业经济发展的要求，人类社会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
（1）宗教改革：
在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下，人门没有思想自由，是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
我们看到，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实际上已背弃其宗教本义而具有了邪教的特点。战争不断，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贫困不堪，这些自然引起人们的不满和知识分子的思考。
他们首先从研究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着手，复兴人类进步文化。最著名的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韦杰里乌斯（1349~1420）根据古代文献撰写专题论文〈论绅士的风度和自由教育〉，全面概括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和方法。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也得到发展。拉开天文学革命序幕的哥白尼（1473~1543）于1496至1506年间在意大利多所大学学习天文学、法律、数学、神学和医学，波隆那大学的天文学家德·诺瓦拉对他影响极大。正是从他那里，哥白尼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和希腊的天文学理论，获得了批判托勒密“地心说”理论的勇气。天文学革命拉开了向教会挑战的序幕。在医学领域向基督教神学发起挑战的维萨留斯（1514~1564）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他在1543年出版了著名的〈人体构造论〉，等等。
而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开展的。许多牛津大学的学者游学意大利，吸收了人文主义文化，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对英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莫斯·莫尔（1478~1535）就深受他们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其代表作〈乌托邦〉一书中深刻揭露了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些人文主义思想最终催生了现代科学。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艾萨克·牛顿（1642~1727），1687年，他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
牛顿力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瓦特以前已经有多位人士研究过蒸汽机，但是都没有成功；瓦特正是运用了牛顿力学进行了科学计算才使得蒸汽机取得成功，从而使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
「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以人为本”（相对于“以神为本”的神权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则是其继承和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主张“人乃万物之本”。他们冲破重重黑暗，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其中最根本一点，就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人”，促使知识和天赋人权得以广泛传播，使人民以新的观念看待国家、政权机构、宗教生活。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确定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从此，「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思想传遍全世界，成为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载入了联合国的宪章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权都必须得到维护。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人们将工业文明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归结为“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
宪政民主的基本概念就是不允许存在不受监督的权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文明中最普通的常识：自由、平等、博爱、包容、诚信等等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2）金融制度：
与农业经济相比较，工业经济需要大量资金；这就需要将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工业建设和生产，所以必须建立金融制度。包括银行、股票、期货、信贷、保险等等众多为工业经济服务并且从中分走一部分利润的行业。
商品的价值包括两部分：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包括本人和养育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及为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而产生的训练和教育费用）和剩余价值。前者直接用于生产者及其家属的消费。后者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由同一个资本家完成，其资本中一部分用于生产，另一部分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商品价值与劳动的关系表现得很清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业资本家为了集中精力从事生产活动并节约流通资本的数量，便要求有专门从事商品销售业务的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首先是货币资本所有者。商业资本是独立地在流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资本，它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商业利润不在流通中产生，而在流通中实现。商业利润是产业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转移。
商业资本的独立性，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只有当商业资本的数量不超过社会必要的比例的限度时，才能对产业资本起到有利的作用。因为它的周转依赖于生产和消费，但它又是独立运动的，它的独立化，使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不再受生产过程的限制。当商品堆积起来卖不出去时，危机就爆发了。商业资本家购进商品后，商品并未最终进入消费，有的商人还把商品囤积居奇或转手倒卖，形成虚假的市场需求，促使产业资本家盲目扩大生产。这就会导致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加深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尖锐化，会促进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实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资金不足的情况。职能资本家就需要通过借贷来补充暂时不足的资金，就产生了生息资本。
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叫职能资本，它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社会资本中，除职能资本外还有生息资本；它是为了获取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是从职能资本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闲置货币资本转化而来的。
商品交换应当是等价交换。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价值。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尺度来进行比较。通常将一些贵金属（如：金、银）作为价值的尺度，就是货币。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本质上还是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量。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进入生产领域后，就能产生剩余价值，使货币增值。从表面看，生息资本似乎可以脱离现实资本的运动，直接表现为货币资本自己能增殖。利息似乎与职能资本的运动无关。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不经过任何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货币本身可以生出更多的货币，从货币的支出到更多货币的回流，钱能生钱。但实际上，生息资本的运动最终由现实资本所决定。这部分货币资本以借贷形式到了职能资本家手中以后，就变成了执行资本职能的增殖手段，能够生产或实现剩余价值。把利息看作借贷资本的价格是不合理的，职能资本家向借贷资本家所支付的只是利润的一部分。也就是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生息资本促进了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信用又称信贷，它是商品买卖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的借贷行为。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特殊运动形式，生息资本通过信用获取利息而使自己增值。
资本主义信用分为两大类：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商业信用是职能资本家之间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赊购商品而形成的借贷关系。赊销商品价格一般要高于现金购买商品价格，其差额实际是赊购者支付的利息。商业信用是整个资本主义信用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银行信用是商业信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货币经营资本发展为银行资本，货币的借贷就成为银行信用。银行信用集中社会的闲置资本，提供范围更广的信用，提供数量更大的信用，不要资本周转状况的影响。
但是，银行利润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信用节约了流通费用：首先减少与货币有关的费用。其次，通过信贷关系减少债权、债务而不使用现金。再次，信用可以加快流通速度而减少流通的货币量。
此外，商业信用的赊购赊销，减少与商品流通有关的费用。
最后，加快了资本的周转，减少了货币准备金，也节约了流通资本和费用。
资本主义信用一方面加速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促使少数人拿别人的财产来进行冒险。
信用发展，使社会财富越来越为少数人所占有。使少数资本家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加剧了生产各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一些部门生产过度膨胀，促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引起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引起金融风险，从而加速和加强经济危机的爆发。
银行资本的来源，包括自有资本和吸收存款。存款很大部分不是现实的资本，带有虚拟的性质。而且存款比现实资本要大好几倍。此外，国债券、股票、银行发行的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等等，都是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利息这个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普遍化，一切可以获得的固定收入，都被看作是一定数额的资本带来的利息。于是出现了虚拟资本这一经济范畴。
生息资本的存在和利息范畴的独立化，是虚拟资本形成并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
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它是与现实资本相对而言的想象中的资本。
现实资本能够为其所有者作为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虚拟资本只是凭借权利证书索取收益。作为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价格的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使他们的票面价格往往与市场买卖价格相背离，因而它们必然成为投机的对象。
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发达的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实际上就是银行家手中财富的积累。由于银行资本大部分是虚拟资本，所以并不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国债的积累完全不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因为它早已被消费。它之所以表现为积累，只是凭借它可以取得收入（利息）。股票与债券不同，它代表了一定数量的现实资本。但它也是现实资本的纸复制品。如果股票是新发行的，由扩大再生产引起，它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的积累就是一致的。但是股票的价格并不完全反映现实资本的运动变化，而且价格还呈上升的趋势，所以是虚拟资本。而且在现实中，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成为少数人赌博的工具，引起有价证券的集中。
提供借贷的货币资本，与执行生产和流通等职能的现实资本，两者的积累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在萧条阶段，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不一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萧条阶段，市场不活跃，商品卖不出去，物价下降，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大量货币资本游离。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增加并不表示现实资本的增加。在复苏和繁荣阶段两者一致。在危机阶段，货币资本减少，产业资本过剩。总之，在复苏和高涨阶段，两者相一致；在萧条阶段，借贷资本的过剩与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在危机阶段，借贷资本的奇缺与产业资本的过剩结合在一起。
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在于货币的缺乏，而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经济危机往往表现为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但是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不是危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生产过剩造成的。在危机时，商品价值得不到实现，有价证券贬值。这说明，货币危机加深经济危机。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早期金融产品的一些形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各种金融工具的形式千变万化，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3）用法律保证的信用制度和契约精神：
工业经济的生产规模远大于农业经济，经济分工也更为细致；生产不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主要是为了交换；工业经济必然是商品经济；信用是商品交换的基础。在大规模商品交换的市场上，必须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和道德体系。
就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卢梭提出“社会契约”的思想则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
契约精神是工业文明的主流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私人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契约精神，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公法上的契约精神，对一个法治国家的构建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1]
（4）贸易全球化：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资源、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在全球更加优化配置；而大工业生产制造的大轮船、火车、飞机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条件。
1，马克思与全球化理论：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转过来促进工业范围的扩大，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也越发发展了……。资产阶级既然榨取了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马克思认为世界化是资本为抵御来自内部的破坏（比如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周转的加速等）而先制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2，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
全球化是为了资本的扩张和增值引起的，因而具有冷冰冰的理性性质；是任何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势力所无法阻拦的。它又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势力向落后地区的扩张，因而具有持久的不可阻挡的势头。因此，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3，全球化给大家带来机遇
经济人球化既为富国积累了更多财富，也为穷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理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批国家都是在全球化以后加快了发展步伐，实现现代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的。
4，全球化只有共赢才能持久。
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对此，富国应当考虑合理分配，防止南北差距扩大，造成世界不安全和社会动荡。还应当看到穷国人民素质的提高和购买力增加，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同样存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只有双赢的全球化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落后地区的人民则应在为本身合法利益斗争的同时，看到先进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和贡献。承认差距，努力提高民族素质，争取按规则在全球化中取得更多利益。这方面，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
这几点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在工业经济实践中总结建立起来的适合工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任何违背和破坏资本主义规律的行为都将破坏工业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一个正常的工业经济体系必须具有这些要素；没有宗教革命就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技术；没有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快速发展；没有金融体系工业经济就不可能做大做强；没有诚信和契约精神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没有经济全球化，市场和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最佳配置。
三，《资本论》的误导
《资本论》的核心是讲剩余价值。但是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的理解是有严重错误的。
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将人们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
马克思将生产资料所有者占取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称为“剥削”。而将剩余价值率作为衡量工人受剥削程度的指标。马克思将工人再生产（维持劳动力）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作为劳动力的价值，而将他生产的其余价值统统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走了。
显然，这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首先，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人类社会并非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有许多比直接生产物质资料更加复杂的劳动，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等，他们的劳动不一定产生具体的使用价值，但同样是社会所必需的。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者同样也要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所以，他们也应当分享社会创造的物质成果，而不是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的经营管理也是劳动，而且是更加复杂而更为重要的劳动；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劳动者的生活。
马克思关于“剥削”的错误概念误导了许多知识层次低的人：
所谓“剥削”其实就是分配方式；而过于平均的分配的危害比分配不公更大。但是却迎合了一部分穷人的仇富心理。他们不是通过努力来摆脱抛弃，而是用暴力抢劫的办法消灭富人，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
合法致富的富人是带领整个社会发展的成功人士。把他们消灭了，社会就失去了领路人，社会必然是混乱倒退。
消灭了社会精英；但是国家还要运行，这些钱从哪里来？只有从穷人身上榨取。这就是消灭了剥削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要穷苦得多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关于剥削和剥削者的概念在新中国已经根深蒂固，至今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大雄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