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孔乙己》正好与“知识越多越反动”找到了交叉点？国民劣根性为“文化大革命”找到了理由？“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1957年，罗稷南先生曾以此向毛泽东提问。毛泽东回答说：

“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段回答使许多人错愕而无法理解，实际却是十分高明的估计。说明毛泽东对于自己和鲁迅都有十分透彻的理解。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决定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人类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而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的行动和选择其实都是由我们无法觉察的潜意识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充分了解每个人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我们就可以准确预测得出他的行为。

 鲁迅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 13岁那年因祖父卷入科场舞弊案而家道中落。 ,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李长之说:“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他的孤独就像《呐喊》序中提及的那个铁房子把他关在里面,从他笔下迸出来的就是一个个冰渣一样的文字,带着寒冷的色彩。

鲁迅自己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说过:“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有记载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意思就是“待死堂”.而在《呐喊》的序言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在钱玄同找到他之前,他一直在做他自己也认为毫无意义的抄古碑的工作。试想,一个人长年累月,甚至熬夜地做一件他以为“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我的理解就是他想以此麻痹、疲惫自己的身心,换言之,就是自虐。这让我想起悲剧人物西绪弗斯反复推巨石上山的无终止的劳动。

但是鲁迅既未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也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只是反对现政权的同路人。他既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也不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他对于苏联的歌颂和向往，与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只是源于对旧体制不满而幻想一种新制度。他鞭挞旧体制，却提不出具体出路在何方？毛泽东要建立的只是一个由自己来做皇帝的王朝，痛恨封建专制体制的鲁迅是必然不满的，肯定会遭到更大的镇压。毛泽东对此是十分清楚的，鲁迅十分信任的弟子胡风因为对文艺方针的不同意见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中共与鲁迅联系的他的另一位弟子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进一步证实了这点。

                              佚名诗 咏“臭老九”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何况鲁迅！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钟书对鲁迅的态度。

刘翔时代结束了。但也许刘翔只是个别现象，只是由于媒体铺天盖地的的宣传造成的假象，使人们误以为中国田径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刘翔时代，当然也就无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

      198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当时他二十五岁，正当黄金年龄，却从此一蹶不振，以后伤病不断，再也没有在三枪（预赛、半决赛、决赛）决胜负的比赛中跑出好成绩。刘翔究竟错在哪儿了？英国跨栏名将、60米栏和原11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杰克逊认为八步改七步是错误的。
　　尽管孙海平和刘翔竭力否认，我却觉得有道理。
　　八步改七步需要有一些条件。首先要求像三级跳远运动员那样，两条腿力量差不多，都能够起跳；而跳高和跳远运动员一般两条腿力量差别较大；举个例子，邹振先17米34的三级跳远亚洲纪录保持了三十多年，他的跳远成绩只有7米80，一个十分一般的成绩，而三级跳远与跳远成绩之比达到2.22；而另一位跳远运动员劳剑锋也跳三级跳远，他的跳远成绩为8米40(也是当时的亚洲纪录)，比邹振先远60厘米，这就意味着他的前两跳比邹振先远差不多一米，但是他却始终未能打破邹振先的三级跳远纪录，劳剑锋的三级跳远与跳远成绩之比仅为2.06，说明他两条腿的力量差别是比较大的。
　　刘翔原来是跳高运动员，两条腿力量差别一般是比较大的，八步改七步不一定合适。
　　刘翔的百米平跑成绩大约为10秒3至10秒4，在跨栏高手中是比较慢的，110米栏顶尖高手百米成绩多在10秒1到10秒2，特特拉梅尔甚至达到10秒04。法国跨栏名将杜库雷也是法国接力队成员，曾经获得世界田径锦标赛4X100米接力金牌。这些意味着如果跑道上没有栏，改成平跑，刘翔将会比他们落后两米多。
　　刘翔的主要优点在于过栏技术精准、节奏感强。八步改七步打乱了他的节奏，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八步改七步每一步要增加一个脚掌还多的距离，在每秒四步的频率下，需要增加腿部很大负担，从刘翔百米成绩看，他的腿部力量并不强。在伦敦奥运会上他的脚跟打在栏上，表面原因是前一晚上失眠造成腿发软，根本问题是腿部力量不够。
　　事实上，刘翔改七步以后只有很少几次在一枪决胜负的比赛中的成绩还可以。而在重大比赛中再也没有跑出过好成绩。

　　刘翔退役了，中国的田径运动还要抓而且要大抓。
　　首先因为田径是体育运动之母，是一切运动项目的基础。中国的球类运动是场地越大成绩越差，根本原因还是运动员的速度和耐力差；足球中超联赛体能测试的要求是12分钟内跑完3000米，这是一个业余水平，五十年代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劳动卫国制就是这个水平；对于中超引进的外援球员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中超的一些球员竟然成为一大负担，甚至过不了关；正是体力上的巨大差别，欧美顶级比赛一场球运动员要跑一万多米，而中超平均才跑七八千米。中超运动员的体力怎么差，足球水平是很难上去的。
　　国外球类运动高手都有很好的田径基础；如三届世界足球先生罗纳尔多的百米成绩是10秒6，而我们中超运动员中不知道有几个百米能够跑进11秒的；NBA传奇巨星张伯伦曾经一场球独得100分，他身高2米16，跳高成绩2米1，百米成绩10秒7；我国篮球明星姚明、易建联站立时手高在2米9以上，与篮圈（3米05）仅差十几厘米，踮起脚尖即可碰到篮圈，但是跳起扣蓝却并没有多少富余，他们跳不起来也跑不快；而欧美的2米10以上的大个子运动员个个是肌肉男，弹跳在七八十厘米以上，，跳起摸高可以达到3米5左右，头几乎可以碰到篮圈。
　　田径基础对于大球的影响是明显的；六十年代，国家田径队在浙江集训，曾经和浙江省篮球队打过一场友谊赛，在传切配合和投篮等方面专业队当然要强得多，但是由于速度、弹跳远不如田径队，最后，浙江省篮球队只赢了两分。不抓田径大球很难上去。
　　我们国家应该大力普及田径运动，还因为田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高雅艺术；优秀田径运动员的动作是一幅幅充满力与美的艺术作品，著名的雕塑《掷铁饼者》传承千年至今仍然以力量的线条震撼人心。
　　表面看来，田径运动枯燥无味，不像球类比赛那样吸引人。欣赏田径比赛需要知识，包括相关的历史知识和生理、技术方面的知识，才能够看出其中难点和趣味。
　　和球类比赛不同，田径运动必须参与其中才能够看出趣味；所以普及田径知识的同时也是一个推广田径运动的过程，也是提高民众体质和素质的过程。
　　有人认为才田径运动普及的程度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素质。这话有一定道理。
　　我们看到在欧美发达国家举行重大田径比赛，总是座无虚席，人们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比赛；而在我国，重大的田径比赛，观众稀稀落落，除了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就没有多少观众；而且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很少见到工人、农民和商人。
　　有一次我去看室内田径锦标赛；刘翔在四点多出场；我在两点多进去就没有人管；到四点时，忽然涌入大批人，整个体育馆都坐满了，他们都是买票进来的；刘翔出场跑完了，绕场一周，大家起立欢呼，女孩子们拼命喊：刘翔！我爱你！然后，刘翔退场，人们一哄而散，体育馆又剩下原来的几个观众。在大部分人看来，刘翔和成龙、巩俐、张惠妹这些文艺明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是在盲目追星而已。我深深感觉到刘翔的出现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个“造星”的机会，主管部门和媒体用铺天盖地的的宣传制造了一个明显，大家就来盲目追星，相关人员趁机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运动员与文艺明星不同，他们是要用艰苦训练和成绩说话的，造星只会毁了他们。08年北京奥运会我亲历的一幕证实了我的预感。
　　08年奥运会田径比赛的最大看点当然是男子100米。男子百米金牌历来被视为奥运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这届奥运会的男子百米因为有三大巨星而分外引人关注。在百米9秒7家族中共有五个人：美国人格林（9秒77）、盖伊（9秒76）、蒙哥马利（9秒77）、牙买加人鲍威尔（9秒74）、博尔特（9秒72）。这次，除了已经退役的格林和蒙哥马利外，其余三大巨星全部参加，所以分外引人注目。
　　还有就是男子110米栏，因为有三大高手而引人关注：美国人特拉梅尔（上次比赛中就是他紧追刘翔逼得刘翔以12秒88打破世界纪录，他的12秒90的成绩也打破了英国人杰克逊的世界纪录）、原世界纪录创造者刘翔和12秒87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古巴人罗伯斯。
　　还有俄罗斯撑杆跳高女皇伊辛巴耶娃。
　　开始售票，我第一时间在网上订了五天的田径票。收到票后，8月16、17、18、19日和22日的票，中间缺20、21日两天的票。这是一种教人难以理解的配票方式，我就估计这两天是110米栏的票
　　果然，拿到赛程表后一看，20日为110米栏半决赛，21日为决赛。显然，这两天的票奇货可居，被少数人作为谋利工具。
　　当时，我十分生气。后来，我仔细一看：16日有男子百米决赛，19日有男子200米半决赛，22日有男子400米接力。18日有女子撑杆跳高决赛。气就平了一点。再想一想，我不但在电视上多次仔细看过刘翔比赛，还在现场看过他一次110米栏和一次室内60米栏，这次不看也罢。
　　果然，8月16日男子百米决赛，博尔特以9秒69打破世界纪录，而且，人类从此跨入了9秒6的新时代。博尔特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全场沸腾了，我也兴奋异常。
　　而且由于是在现场观看的，看到博尔特起跑谩了，最后也没有尽力冲刺。后来查了资料：博尔特的起跑在参加决赛的八个人为倒数第二，起跑反应为0.165秒，反应最快的是汤普逊和迪克斯，均为0.133秒什么，说明博尔特完全具有9秒65，甚至9秒6的实力。（果然，在次年的柏林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博尔特在盖伊的紧紧追赶下，被逼得以9秒58进入9秒5的新时代。而盖伊的9秒71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三个好成绩。）这种只有在现场观看才会有的体会令我兴奋不已。
　　第二天中午，打开电视看110米栏的预赛。第一组有特拉梅尔，在第二道，他试了几下就宣布退赛。第二组有刘翔，也在第二道，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刘翔试跨了两次，动作变形，节奏混乱，根本不在状态，我感觉他恐怕连决赛也进不了，正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刘翔举手表示退赛。至此，110米栏金牌已无悬念，比赛成了鸡肋。
　　下午我再去鸟巢，情况大变，昨天许多人拿着钱求购20、21日的票，400元一张的票被炒到4000元还一票难求，今天许多黄牛苦着脸叫卖，200元也没人要。我抑制不住地大笑不止。其实，20日的男子200米决赛，21日的男子400米决赛和女子200米决赛都是极为好看的，却没有人看，说明许多刘翔的粉丝根本不懂田径，他们追刘翔就好像追“超女”一样，完全是一种盲目跟风。
　　看完奥运比赛以后，我冷静回想起来，觉得刘翔退赛十分蹊跷。刘翔的百米平跑成绩大约为10秒3至10秒4，在跨栏高手中是比较慢的。他的主要优点在于过栏技术精准、节奏感强。但是那天预赛时的表现完全不在状态，说明他已经很久没有系统正规训练了。卫冕冠军在四年一次的奥运这样重大的比赛前会长时间不进行系统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一个解释，他早已决定不参赛。
　　刘翔身上承担了太多他无法承担的负担：广大民众只许赢不许输的高期望，体育总局、田管中心、、广告代理商、奥运组委会、门票销售人员、甚至黄牛党的利益，不允许他提前宣布不参赛，只好一直拖着，直到朦不下去了，才来了那么一场戏剧性的表演。
　　我们的优秀运动员身上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使他们经常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
　　据称：刘翔从06年7月以12秒88打破世界纪录后商业活动非常频繁，严重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及训练。此人透露，2008年年初疲于应付各种商业活动的刘翔根本不能系统训练，刘翔自己的经济人团队希望能有三个月的最后封闭备战，以恢复到可以争夺金牌的状态。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罗伯斯强势崛起的同时刘翔状态迟迟难以恢复，后来刘翔在当年5月底参加纽约站比赛时“意外”受伤。
　　奥运会前刘翔的经纪人团队，已经无奈地告之他主要的品牌赞助商，刘翔的状态远远达不到争夺奖牌的要求。该品牌高层紧急通过越洋视频会议约见刘翔经济团队，在刘翔商业价值即将大大缩水的背景下该品牌提出降低支付刘翔代言费的要求，遭到刘翔团队拒绝，期间大概有几周时间双方都不肯妥协，该文称刘翔团队不肯自降身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媒体包括政府里有很多人脉，刘翔的收入有很多会归入体育总局。”
　　最终该品牌高层抛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惊天方案：以伤病理由退赛。理由是：一能保住刘翔的面子，二作为赞助商该品牌也不会有太大损失。运动员若因不可预知的伤病原因退出竞争，它将大大降低未能夺牌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的不认同感，甚至如果后续状态恢复在夺牌，我们能有更多的宣传点。于是2008年8月18日，北京奥运会110米栏预赛中刘翔上演了在鸟巢“一瘸一拐”因伤退赛的惊人一幕。
　　中华文化的根基《易经》的中心思想是“天人合一”，天理（自然规律）就是人道，而最基本的天理就是阴阳相互转化不断平衡，所以物极必反；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量的变化会引起质的变化，任何真理夸大就会成为荒谬。
　　人类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不但要强身健体，还要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和意志品质，增进相互关怀和友谊。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是极其纯洁而神圣的的，胜利者得到的是树枝编成的桂冠，是一种无上的荣誉，而不涉及物质利益。
　　在市场经济社会，体育运动适当引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会促进体育发展。但是，过度商业化就会走向反面：超负荷训练和兴奋剂严重损害运动员健康；为了商业利益而不择手段：收买裁判、暗算对手、赌球，等等。西方谚语“ALL are 
　　Fair in love and war.”（爱情和战争是不择手段的）。现在应该改成“ALL are Fair in sport、 love and war.”
　　刘翔的出现是一个宣传田径知识、普及田径运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大好机会；但是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在内的主管单位和主管人员却只知道宣扬政迹、分广告红利，完全置自己责任于不顾，使刘翔成为一个偶然现象，而且由于过度消费，使之过早陨落；这也许正是“一切向钱看”“唯GDP论”的又一种表现。

　　后记

　　我关注田径运动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当时我是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运动委员，每年组织春秋两次运动会，主要是田径比赛；我翻译了一本小册子《苏联田径运动》，学了不少田径知识；从此只要在本地举行或者转播重要田径比赛，我就尽量挤时间看。
　　在中国，田径迷是“稀缺动物”，遇上了总会说到一起。五六十年代我在北京工作时，每月都要去外文书店买苏联杂志《田径运动》，遇到中央体育学院田径系的老师们，他们告诉我，这本杂志每期只进口十几本，不给个人订阅，他们只好进城来买，我是他们知道的唯一非专业读者。
　　我工作的设计总院有一个专家工作室，主要是翻译工作；他们的翻译看我读《田径运动》，要过去看，限于专业词汇和知识，也看不懂。所以这本杂志非专业人士一般是不买的。
　　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河南田径队的教练，他没有想到我会从技术比较复杂的三级跳远和十项全能谈起，我看过一些俄文、英文、日文资料，一路上，我们谈了三级跳远世界纪录创造者苏联萨涅耶夫、谢尔巴科夫、巴西达?席尔瓦、日本田岛直人和中国纪录保持着田兆钟，以及十项全能世界纪录创造者美国约翰逊、苏联库兹涅佐夫、台湾杨传广等等，比较了他们特点和训练方法，讨论了发展方向；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以至于他以为我是同行，要和我保持联系，我只会告诉他我是材料工程师，我肚子里就这么一点东西，今天全卖光了。这次路上偶然相遇的聊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还没有忘记。
　　十年前在一次看全国田径锦标赛时，和一位中学生田径运动员因为谈得投机，竟成了忘年交，他现在在科隆体育学院读研究生，一直和我保持联系。
　　我把六十年来田径运动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与同好分享。
　　大雄写于2015年4月

看到今天搞科研的各种乱象，不由想起五十年前的自己。

1958年二十一岁从天津大学毕业，经过五年的折腾，我来到了太原钢铁公司耐火材料厂。

太原钢铁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合金钢厂，太钢耐火材料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之一；设备先进，有很好的试验车间；我在研究室工作；一位1940年清华毕业的老工程师（右派、历史反革命）根据国际耐火材料发展方向，提出研究不烧耐火材料。

不烧耐火材料研究是从水泥结合的耐火混凝土开始，再推向其他胶结材料，，所以不烧耐火材料也称为耐火混凝土；如磷酸盐混凝土、水玻璃混凝土等等。

这里面关键是研制一种适合于耐火材料的胶结材料；我是第一届耐火材料本科毕业生，不但学过耐火材料，也学过胶凝物质工艺学，就由我主持这项研究；

我发现国家建筑材料研究院也在研究耐火混凝土；他们是为火箭发射台研制的；由于不懂得耐火材料的变化机理，只是简单地增加建筑用高铝水泥中的氧化铝含量以提高其耐火度，制作成低钙铝酸盐水泥，在火箭发射台使用成功，获得国家发明奖。

我在研究工作开始时，根据耐火材料变化机理；提出研制耐火混凝土的基本原则：

耐火混凝土中的胶凝物、骨料和细粉在加热过程中是不断相互反应的，所以应当把它们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1. 水泥主要提供强度，以提高其强度为主，不必过于追求其耐火度；强度高的水泥可以减少用量；整体混凝土的耐火度自然就高了。
2. 混凝土在加热过程中一般都要降低强度；研制水泥要尽量减少其加热中的强度损失。
3. 与建筑水泥不同，耐火混凝土硬化以后很快就要烘烤；所以耐火混凝土用的水泥要求快硬，尽快获得高强度。

低钙铝酸盐水泥增加了氧化铝，提高了耐火度，但是强度损失很大，尤其是早期强度很低，使用极不方便。显然是不合理的。

按照我的原则，我们研制成功现在被称为“高铝水泥一65”的耐火混凝土专用水泥。

我们研制的耐火混凝土在冶金设备使用获得很大成功。尤其是在炼钢炉上获得成功；因为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温的钢水是不能碰水的，而耐火混凝土总要含水的；烘烤只能够烘烤掉物理水，其中的结晶水在高温时出来还是会开裂爆炸；我们根据混凝土脱水曲线进行烘烤，将其彻底烤干；在炼钢炉上使用成功，这在冶金工业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这一技术突破意义十分重大；耐火材料80%以上用于冶金工业；如果不能够用于冶炼设备，将不可能大量使用。在冶金炉上使用成功以后，我就预言不烧耐火材料将可以替代大部分耐火材料。当时许多人对此嗤之以鼻。现在发达国家70%以上的耐火材料为不烧耐火材料；我国钢产量和耐火材料产量均为世界第一，耐火材料中一半为不烧耐火材料，产值达到几百亿；不烧耐火材料投资少、工艺简单，造就了不少亿万富翁。

以鞍钢耐火厂王总为首的耐火材料检查组代表冶金部来太钢耐火厂检查工作；听说我们有不烧耐火材料，大为惊讶，听了我的汇报和看了我们研究成果，极感兴趣；向冶金部耐火处做了汇报，钟香崇处长（耐火材料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院院士）极为重视，来太原看了我们的工作和听了我的汇报，对我提出的理论、写的文章、规程和标准，以及我们的工作和对于不烧耐火材料的前景展望等等极为欣赏；回去向冶金部部长做了汇报，并建议在太钢耐火厂建立一个示范性耐火混凝土试验工段。在我和厂长去冶金部商量拨款时，钟处长对我们说：你们太钢耐火厂的耐火混凝土研究工作应当用金字写在中国耐火材料发展史上。

《太原晚报》（太原市委机关报）知道了，派记者去冶金部了解情况；耐火处明确告诉她：耐火材料从烧成到不烧是一个重大的工艺革命，是世界耐火材料的发展方向。记者就来采访我，并且在1965年十月的报纸头版介绍了我的科研工作。

我主持设计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耐火混凝土工段，制定了第一套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

我还应鞍钢耐火厂的邀请，去工作了两个月，从零开始，帮助他们掌握了全套耐火混凝土技术；他们很快建了一个很大的不烧耐火材料车间，在鞍山钢铁公司大量使用。全国主要耐火材料厂纷纷来学习和建设不烧耐火材料车间。

冶金部先后指示冶金建筑研究院和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派出工作组和我们组成冶金部耐火混凝土工作队进行不烧耐火材料研究；后来这两批人就成了中国不烧耐火材料研究的主力。当时我们在不烧耐火材料方面的技术水平完全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太钢从西德引进的一套转炉设备，所用的不烧耐火材料我们都仿制成功了。而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不烧耐火材料技术显著落后；八十年代引进的宝山钢铁公司的许多不烧耐火材料中国已经不能自制而不得不用外汇购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两个研究院的人都回去闹革命了；我被调入最主要的车间担任技术组长，后来任生产技术副主任。历史上耐火厂的厂长、总工都是从这个车间提拔的。表面看似乎是重用提拔，但是我很清楚这是过河拆桥。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痛快地将研究成果交给了他们，因为这是某些人以党委名义做出的决定。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听说我被调去生产车间工作，《耐火材料》杂志编辑部派了一位编辑来找我约稿，要我写一篇有关不烧耐火材料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展望的综合性文章，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但是声明只是我个人意见，不能用集体名义发表。他们表示按照当时政策不允许用个人名字发表，即使是权威人士也不行。我要求将原稿退还给我；他们说在院内传阅时找不到了。令我欣慰的是，我看他们发表的文章，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方向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理想的胶结材料应该是耐火材料本身的超细粉（当时还没有纳米材料的概念），利用超细粉表面的分子间力将材料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混凝土在加热过程中强度会越来越高，而且有很高的耐火度；后来，随着超细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二氧化硅微分的大量应用，证实了这个观点。

后来，随着不烧耐火材料的大量使用，除了水泥以外，各种胶结材料越用越多，这些材料都是从其他行业借用过来的，不完全适合不烧耐火材料；我给冶金部耐火处写了一封信，建议开展不烧耐火材料专用胶结材料的研究，我当时提出了高模数水玻璃、氨水玻璃和萃取法制取廉价低浓度磷酸以及用石灰乳与氧化铝生产中间产物共沉淀制造纯铝酸钙水泥等等，讲述了物理化学原理和设计工艺流程、预计经济效益等等，建议组织研究工艺，确定流程，制定标准，组织生产。后来，冶金建筑研究院主管材料的副总遇到我，告诉我：冶金部把我的信批转给了他们；他们院老一代研究材料的都是学土建出身的；后来来了一些学材料的，但是没有学化工的，所以没有开展研究。

以后我就没有再过问不烧耐火材料的研究工作了。

我调离开研究室以后，他们工艺研究进展不大；但是，太钢作为中国最大的合金钢厂，在钢材品种和炉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在推广使用方面做得不错。

1978年，冶金部将太钢耐火厂的“耐火混凝土的研制和推广使用”报请全国科学大会授奖；由我的继任者代表单位去领奖；许多人为我鸣不平，尤其是和我一起研究和建设的老工人；我是早在意料之中；我劝他们，奖状是给集体的，咱们都有份；全厂和冶金部都知道咱们的工作。

但是这种知识产权不明的情况却在我调离冶金系统以后带来了一点麻烦。

文革结束以后，冶金部耐火处一再要太钢让我搞科研工作；由于利益关系，太钢一直解决不了。冶金部所属院校中，东北工学院重点发展炼铁，北京钢铁学院重点发展炼钢和轧钢，中南矿冶学院重点发展采矿，武汉钢铁学院重点发展焦化和耐火材料，冶金部建议调我去武汉钢铁学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在武汉钢院开一个盛钢桶内衬材料学术研讨会；我们车间是生产盛钢桶内衬的，我查阅了中、英、俄、日文文献120多篇有关文章，写了一篇综合论述盛钢桶内衬使用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报告，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应代表要求又讲了一遍；武汉钢院的许多老师都听了。我的讲稿被《耐火材料》编辑部要走了，又是在院内传阅中找不到了。我实在没有时间再写一遍了，就另外写了一篇我的研究报告登了。

我回去以后，武汉钢院给太钢发来商调函，冶金部也催太钢；太钢把我的请调报告送到太原市人事局，就不闻不问了。

这时候，冶金部委托武汉钢院举办一个耐火材料进修班；我想正好去体验一下武汉的气候，就要求去学习；当时太钢正准备按照“四化”要求组建各级领导班子；我走上三个月正好少一个竞争对手，很痛快批准我去学习。我在武汉住了三个月，还没有到夏天，又潮又热，已经受不了了。

我想去冶金建筑研究院，北京户口太紧张，只能够先解决我一个；我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实在不能够再等了。

经过天津大学教授推荐，天津有研究所答应给我四个天津户口；为了加快调动进度，我上中央党校找到正在学习的山西省委常委张维庆副省长（后来的中央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直接诉说了我的情况；张省长很痛快，给太钢党委写了一封信。有了这封信，我还办了将近一年才调入天津。

到了天津研究所不久即担任了水泥室主任，有人不服，认为我是搞耐火材料的；党委书记说明我是研究特种水泥的，我的论文他都看了，从基础理论到生产、应用，他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人对于一种水泥有如此系统研究的。

接着又恢复审批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是第一批，我刚来，人们意见更多；我拿出全国科学大会奖状复印件，但是查我的档案没有任何记载；我拿出报纸介绍我的文章，又去冶金部科技司（发证单位）开证明，科技司很痛快，对于我在耐火混凝土研制和推广使用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至此，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科研成就才算进入我的档案。

我没有想到的是引起一个行业工艺革命的重大成果，从基础理论到中国第一个试验工段，到使用技术和一系列突破创新的研究工作，连冶金部和大研究院都知道，报纸上头版头条介绍的科研成果，在我的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记载。看来，我们的档案只记载政治情况，对于知识分子的业务成就是一点也不关心的。

一个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是不懂得保护知识产权的；而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从毕业到退休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只有一半时间从事科研工作；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大多在领导的盲目决策和瞎指挥中做了我不擅长的工作。为了能够搞科研工作，我化了将近五年的时间跑调动，还惊动了省长才达到目的。这五年我能够搞多少研究啊！

华罗庚右派名言：东行五里。西行复五里。时乎时乎不再来！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在这种折腾中浪费了多少时间和机会！失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幸运的是在我黄金年龄的时候，我抓住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的几年为中国耐火材料工业的工艺革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人事纷争而被迫中止了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我在不烧耐火材料方面的工作和以后的遭遇，不但引起冶金部的关注，包括钟香崇院士在内的许多耐火材料老专家也都是知道的；母校的老师也十分关心我，他们为我联系工作单位；我调来天津工作以后，他们想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陶瓷发动机的名义调我回学校工作。

当时天津市对于天大、南开等人事关系不归天津市管的单位的户口卡得很紧，引进特殊人才也不给家属户口；对于市属单位则比较宽松，像我们双工程师带两个孩子都能批。

我的户口等一切办妥后，天大发来商调函，，提出用一个研究生（当时还没有博士毕业，研究生也很少）换我，引起上级部门警惕，坚决不放而作罢。

我退休多年，离开冶金系统二十年以后，回去主持二氧化硅微分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一种铁合金电炉废气回收的粉尘，含有大量纳米二氧化硅，是一种混凝土的重要加入物），向多位耐火材料老专家征求意见，他们都已经退休，我以个人名义向他们出面，他们都很给面子，热情参与，积极提供意见，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在我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我总算回到大城市的科研单位了。

1985年我调来天津工作，可以经常回家看看父亲，一家人又算团圆了；父亲也分了一套教授楼的房子；父亲叹了一口气，：又回到当年上海的生活水平了！

但是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妈妈也早已不在了！

每当我听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总会想人类进步的大潮不总是向前的，这三十年恰恰是倒退的漩涡。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是，中华民族的这段苦难历史决不应该被遗忘。

应当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苦难历史一起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

让子孙万代永远牢牢记住。不要遗忘！

中国经济何以走到今日之悬崖边沿，是继任者的愚蠢还是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我们回到改革的起点来看。

邓小平和毛泽东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视人命如敝履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在邓小平主持西南军政大权时，就用横征暴敛逼死和逼反了百万民众，在大跃进中，当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都反对大跃进时，邓小平却在暗中支持李井泉为毛泽东撑腰打气，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杀邓小平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恨邓小平是因为在大跃进后毛泽东威信扫地以后，邓小平背叛了他；不杀他是因为知道邓小平与他价值观相同，以后还可以利用。

邓小平在文革中屠杀回民和越南战争中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而在反右扩大化和六四运动中更是比毛泽东更加残忍没有人性。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毛泽东的经济体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毛去世后，任何人上台也必须改革，从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不管是谁写的）不难看出，他如果上台也是要进行改革的。

任何人企图维持毛泽东体制、阻挠改革，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他的心腹“四人帮”如此；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也如此。

毛泽东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为改革“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只等他这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旦倒下，民众中改革的热情立即自发喷涌而出，势不可挡。

人类历史上的改革和革命，归根结底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总是有受益者和受害者，而“全民受益”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全民受益”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全民受害的体制。

在全民受害的体制下，不论其改革方针如何，只要表现出改革的勇气，就会受到民众广泛拥护，而且只要改革就会收到明显效益而受到人们推崇。邓小平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袖的。

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这是有一定道理的。1975年是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迫于周恩来的压力而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邓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在支持他的后台周恩来去世后，立即被毛泽东用政治铁腕挫败。这也使毛泽东失尽最后一点人心，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就是最清楚不过的证明。

而邓小平则因为他敢于改革的勇气而陡然提高了威望。人们首先看中的是他的勇气。

邓小平被阿谀奉承者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其实,在邓小平复出以前，,民众早已自发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改革,连指导思想都没有，,,那有什么总设计师.？.人们将邓小平的理论归纳为“一切向钱看“”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是一种低俗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根本说不上什么设计，,..而”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是边想边干,，,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设想,，,何来总设计师？

小岗村的18户农民的指导思想就是想“活下去”，并不了解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形势的变化，更想不到由此引发的农村改革。

即使在上层的斗争中也只是权力之争，根本谈不上什么指导思想；华国锋连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密谋抓捕“四人帮”是如此；后来的老干部们平反、复出和同华国锋、汪东兴等“文革”新贵们的斗争也是如此。尽管双方都大打“毛主席”的招牌，文革新贵们的两个“凡是”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邓小平则回应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与当年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将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一种标签，根据需要可以随便贴，谁有权力就说了算。实际上，双方都理解，在“毛主席”外衣包装下的只是各自的利益和实力的较量。

改革之初的重要改革：农业生产的“大包干”、“家庭联产责任制”等是农民中自发起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胡福明等一批知识分子自发发起的；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和陈云首先提出和胡耀邦大刀阔斧地进行的；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是胡耀邦在1975年〈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首先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提出来的；国营企业承包是河北省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首先提出和实现的；提出“打破大锅饭”、车间实行“联产承包计酬制”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引入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广东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等等。

我们看到，从1975年的整顿到1978年以后的改革，邓小平主要是“恢复”文革以前的秩序，包括整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恢复高校招生、平反冤案、老干部复出等等。对于凡是能冲破毛泽东体制的改革，他都予以支持，如农业生产大包干、家庭联产责任制和后来的乡镇企业；“真理标准大讨论”；国营企业承包，打破大锅饭，市场经济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得到邓小平支持后才得以推广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又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权威是极其重要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邓小平这样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的支持，，改革是难于进行的。但是，称呼邓小平为总设计师，显然不符合实际。

实际上,邓小平的理解与提出者的初衷往往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不同在改革深入开展以后就很快暴露了出来。正是这种不同，使改革在深入后就出现了混乱，而包括胡耀邦在内的许多改革的先行者，在以后大多命运多舛。

从实践看，他对这些事物的意义和后果理解并不深刻，这就是他说的“改革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口号的原因。我们不能要求领袖在改革之初能够预见一切，也不可能要求他不犯错误。但是，一位改革的指导者应该有一套先进的道德价值标准，这就是继承民族的、外来的一切先进文化和成功经验。尤其在毛泽东多年破坏中外先进文化以后，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法制荡然无存，是非颠倒，常识缺失等情况下，首先应当是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指导者的价值观对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将有重大影响。

但是，毛泽东体制的全民受害特点，使得只要改革就能使全民全益。恰恰是这个特点掩盖了邓小平在先进文化价值观上的缺失。使改革开放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改革运动。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先天性缺陷导致的混乱和不合理日益明显。直到今天仍在阻碍着改革发展的正常进行。

如果实事求是地剖析开来看，真正属于邓小平原创的东西只有这么几件：四项基本原则、老人干政（包括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军委主席家客厅决定国家大事、“邓（小平）指挥杨（尚昆），杨指挥枪，枪指挥党”的权力体制，等等）。

邓的本质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一无所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必须适合经济体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邓小平却毫无所知，这根本不是什么善于不善于说话的问题，而是由于无知而违背科学规律，盲目蛮干，其结果必然是贪污腐败盛行，民众起来反腐败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邓小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令军队开枪屠杀反腐民众。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支持者，而当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候，他就成为了深入改革的拦路虎。

他 叫 蔡梅根，一个普通的老人，今年 已 经 93岁，安静地躺在医院的病榻上，等候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 没有人知道，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的身份， 那就是钱孙卿的 24小时贴身警卫，他还是当年阳澄湖围剿胡传魁的核心成员。

24小时贴身警卫，钱孙卿就想“甩掉”他

钱孙卿即钱基厚，他与钱基博是孪生兄弟。当代鸿儒钱锺书是钱基博之子，是他的侄儿 。钱孙卿长子钱锺韩，曾任南京东南大学校长 省政协主席，次子钱锺汉曾是无锡市副市长。他是民国无锡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苏南地区,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12 年，26 岁的钱孙卿被选为无锡临时县议事会议员及参事会参事员，从此开启了他的政坛人生。钱孙卿处理复杂政商事务的睿智，使其逐渐成为无锡各大资本家族信赖的政界人物。1928年 12月， 钱孙卿被无锡商会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并逐步掌握该会，连任会长前后长达19年时间， 成为民国时期代表无锡资产阶级集体意志的最有力人物。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钱孙卿发起成立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作为应变机构，翌年 2月委派次子钱钟汉等 3人代表他和荣德生前往苏北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联系，迎接解放。解放后，钱孙卿历任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副主席 苏南行署副主任 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按照当时的规定，1951年省公安厅为钱孙卿配备了一位警卫员贴身保护，这个警卫员就是蔡梅根。蔡梅根， 无锡梅村人，1943年参加新四军锡东片武工队，1949年 5月在无锡苏南行署公安处侦察处当侦察员，担任钱孙卿警卫员时的身份为苏南行署公安局政治保卫队成员。省公安厅之所以选中他做钱孙卿的警卫员，主要基于两个因素院一 他是无锡人二 他的无党派身份。24小时贴身保护钱孙卿，是蔡梅根的工作职责。他就住在学前街钱氏老宅 现钱钟书故居的二进靠右的一间屋子里，钱孙卿则住在老宅的三进。钱孙卿虽贵为省管干部，但对蔡梅根却如同家人，平易近人，丝毫没有一点架子，多年相处，相互之间感情一直很好。钱孙卿有去公花园同庚厅喝早茶的习惯，蔡梅根总是便装短打相随，但衣服里暗暗揣着以备不时之需的驳壳枪。据钱孙卿的孙女钱静汝回忆小时候从上海回无锡过暑假，经常能看见蔡梅根在那里擦枪。其实我爷爷特别怕这个如影随形的尾巴，常常故意甩了蔡梅根。每当碰到这种情况，蔡梅根就急得四处寻找，找了一圈找不到，就赶回老宅急切地问，老爷回来了吗，而爷爷总是很淡定地回答，不会出什么事，你急什么？

蔡梅根担任钱孙卿警卫员前后有五六年时间，其间始终恪尽职守， 钱孙卿也一直平安无事，从未发生过危险事件。 直到1955年根据党中央规定，厅长和副省长一级不再配备警卫员，他才调回省公安厅六处政治保卫队，主要承担中央首长的护送保卫工作。1957年 11月， 国家精兵简政，动员干部下放劳动，于是蔡梅根响应号召，回到无锡梅村参加劳动。 但不久因妻子突然患病，为方便照顾妻子，蔡梅根经组织安排至无锡市红星起重运输站工作。 1960年，红星起重运输站与清名站合并成立港务八队，蔡梅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一些年轻人都喜欢到惠山头茅峰上的石锁场子玩花样石锁，这个石锁场子就是蔡梅根一手建立起来的，他经常会到那里去当义务教练。 石锁很重，一般人根本无法从山脚拿到山顶，蔡梅根身体强健， 这事便由他全权承包了。从当年留下的老照片可以看出，惠山顶上的石锁场子十分热闹，至今一些老石锁迷还都记得蔡梅根。

图片说明： 1老年蔡梅根 2 1951年的钱孙卿 3蔡梅根左一陪钱孙卿赴京开会时袁在天安门前留影 4  1957年蔡梅根在省公安总队苏南行署公安局工作的工作证5蔡梅根革命军人证明书6担任钱孙卿贴身警卫期间蔡梅根就住在钱钟书故居二进的这个房间里 7蔡梅根在惠山头茅峰上的石锁场子演示花样石锁

清剿小队第二组组长阳澄湖活捉“胡传魁”

喜爱京剧的人对 沙家浜应该不陌生， 忠义军 草包司令胡传魁  参谋长刁德一都是剧中个性鲜明的反派人物。沙家浜 的真实版故事发生在苏州阳澄湖地区， 他们是国民党留置在阳澄湖一带的残匪。蔡梅根当年就参与了对胡传魁的围剿行动。沙家浜 里的草包司令胡传魁，其生活原型名叫胡肇汉， 湖南人， 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班长。 1937年底日寇沿沪宁线长驱直人时， 胡所在部队溃退， 他与十余名败兵游勇在江苏吴县阳澄湖中心区的太平桥北洋簖头村落脚， 在当地乡保长  富绅资助下， 收集溃兵 ， 拉起 队 伍 ， 组 建 民 团 。1938年， 他与国民党的 忠义救国军 挂钩， 变为一股座山雕式的政治土匪。 他盘踞阳澄湖十二年， 残杀新四军伤病员，绑架勒索， 奸淫妇女， 无恶不作。1949年 4月下旬， 解放大军渡江南下， 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 ， 胡 匪 见势 不妙 潜 逃 。1950 年秋， 吴县地区患水灾，胡匪认为时机已到， 妄图东山再起， 在阳澄湖地区制造了一连串案件，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背景下， 一场彻底歼灭胡匪的战斗打响了。1950年 6  7月间， 为歼灭胡匪， 时任公安处长黄赤坡召开了紧急动员会议并作出重要指示院 迅速将 胡传魁 一伙匪徒捉拿归案。 当时， 蔡梅根还在苏南行署当侦察员。 动员一结束， 侦察队长马克强就按照上级指示， 从 40多名侦察员中挑选了 15名组成 5个精悍的清剿小分队， 担任清剿一线任务， 蔡梅根为第二组组长。据蔡梅根回忆， 胡肇汉的化名叫张志祥， 刁德一原名叫徐延东。 在行动正式实施前，组员进行了短期的集中培训，每位队员配备有一只包， 内藏短枪和华东券 当时的流通货币。 随后， 清剿小分队从无锡出发， 前往苏州隐秘打探敌情。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 小分队摸清了胡传魁藏匿在当地一朱姓大户人家， 其后迅速包抄匪巢， 将手里拿着枪， 正在后厢房蹲坑的胡匪一举抓获， 并鸣枪发出信号。 公安战士和解放军立即将房子层层围住， 刁得一 一伙还未来得及拿枪反抗即束手就擒。 至此， 胡匪匪巢 20 余人被一网打尽。 第二天， 匪徒被押解至苏州地区公安处。在一份蔡梅根的个人履历中， 对当年活捉胡匪和担任钱孙卿警卫员之事， 只是简单几句带过。 实际上蔡梅根后来虽然离开了钱家， 但时常挂念，有时间就会到钱家走动。如今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 但只要清醒时， 说起钱孙卿， 总能够清楚地说出 钱孙卿是我的老上司， 我是他的警卫员。

原创 2018-04-03 大雄 爸爸真棒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是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工程院院士韦玉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时提出来的，原意是呼吁关注贫困地区的孩子，保证他们的健康成长。

然而这句话已经变了味：择校从中学、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直到胎教一直到从受精卵开始听音乐；各种学前教育、幼儿班，天价学区房等等，各种乱象、怪像令人目不暇接。

坦率讲，这些拔苗助长的办法根本就不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是在破坏孩子的正常生长规律。

只有400米以下的短跑才用起跑器，才有抢跑的问题；800米以上的中长距离，只有一根弧形的起跑线，根本没有抢跑的问题，胜利者一般都不是起跑的领先者；而马拉松起跑时，前后可以相差几十米，一般要到十公里以后才会分出一个个集团。

人生正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根本不存在“输在起跑线上”的问题。

▲如果人生是马拉松，那就根本不存在“输在起跑线上”的问题。

上文来自本文作者大雄，大雄先生是一位80多岁的老科学家，他回想外孙二十多年的成长过程，感慨良多：

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输在起跑线上”的故事，外孙幼时差点“无书可读”；

这也个逆袭的故事，外孙后来进入了985名校、世界名校，又很快得到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青睐而破格收他为研究生。

逆袭的背后，一个有传承的家庭给孙辈的教诲，值得我们每个家长深思。

1

由于家庭变故输了起跑线

外孙阿壮的童年很幸福；先天条件很好，长得壮壮实实，虎头虎脑，从来不闹不生病。爸爸是国营公司的财务经理，收入比我们两个高级工程师加在一起还多；妈妈是大研究院的工程师，每天带着他上下幼儿园，妈妈出差跟着妈妈全国各地跑。每天晚上妈妈都花几个小时给他讲故事。

三岁时，妈妈研究的科研成果在张家口北草原建厂，从设备安装、调试直到正常生产，阿壮三个月天天和妈妈在一起，不用上幼儿园，白天在草原上疯跑，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不哭不闹。北京去草原旅游的游客看了称赞道：看人家草原的孩子，多结实！他妈妈笑了，说：这是一个标准的北京孩子：北京出生、北京长大、北京户口、一口北京话、北京生活习惯。

爸爸和妈妈个性都很强，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夫妻开始吵架、打架，阿壮就惨了。我们反复和他们谈也没有用，最后离婚。

阿壮归爸爸抚养，但是爸爸太忙，根本没有精力管，由于两人关系紧张，妈妈也不能经常看阿壮。阿壮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了。当我去小学看他，他木呆呆地对我说：“整天吃饭馆，我就想吃妈妈做的饭。”

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心痛得几乎哭出声来。阿壮的状态像锥子一样扎在我心上。这是我的阿壮啊！那个我抱着他、拉着小胖手到处玩的阿壮啊！怎么成了这样了？我心痛啊！

初中，阿壮进了一所不设高中的兜底校。我一看这孩子要毁了，心急如焚，和他妈妈商量；他们夫妻冷静下来了，爸爸就同意她经常去看阿壮了。初二后妈妈发现他悟性很高，在中学六年他的物理化学从来没有错误；但是英语、语文因为小学底子没有打好，一直是弱项，数学得益于妈妈在学前讲故事培养的逻辑推理能力，还可以。

阿壮高中勉强进入一所区重点中学，高二进入该校尖子班，这个班的水平不错，高考第一名与北京市理科状元只差三分。阿壮也以高分考入一所985名校。

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目标

不断刻苦自律

我主持制订的一项国家标准与他的专业有关，我送给他一份，并且为他作了讲解，发现这个孩子的物理化学基础确实扎实，概念十分清楚，有培养前途。我就在谈话和通信中，陆续给他讲了一些大学学习方法：

 ① 学习的关键是听好课，听好课的关键是预习； 

预习的目的是要明确明天的课还有哪些问题，听课时重点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与整堂课的内容融合成为整体就行了，不必再复习了，事半功倍。要求听完课以后就能够上台讲课。最好的学生听完上一句就知道老师下一句要说什么。

 ② 要把数理化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数学短板一定要补上；

这对于你将来学习专业课时，与整个科学体系融为一体有很大帮助。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没有数量就谈不上科学；任何定律、原理、公式都有其适用范围和最佳区域；所谓“物极必反”“量变到质变”，真理超出了范围就是荒谬。化学变化本质上是原子之间的反应，而归根结底是万有引力和电磁力的作用，所以要用物理的视角去理解化学。

有了扎实的数理化基础，专业基础课也会学得很轻松；你要把专业基础课和数理化基础融为一体，把专业基础课理解为数理化在专业领域的具体应用。

 ③ 学好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自己看看就会了； 

关键还是要把专业课与整个科学体系联系起来。不同学科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互相启发的，不同学科的交叉往往就是一门新学科。要不断关注其他学科的新进展；其他学科新技术引入本学科就是创新。

 ④ 学外语要习惯用外语思考； 

不应该听完在脑子里翻译成中文再思考回答。

 ⑤ 学外语听说读写都不能放松；

Speaking  makes   quickly.

Wrighting   makes    correctly.

Thinking    makes   deeply.

初看起来，似乎“听”最难，其实，写好文章才是最难的，综合表现你的基础理论水平、理解能力、思想深度、逻辑思维、表达能力等等。

可以找几篇已经翻译过的代表性文章，自己独立翻译一遍，与正式发表的译文比较，找出差距和错误；然后，再重新翻译成原文，要一遍遍翻译，直到与原文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差。这样译过几篇文章，在阅读和写作能力上都会有很大提高。

 ⑥ 长久记忆力晚上好，需要长久记忆的资料晚上学，但是不要在临睡前学习，以免影响睡眠。 

科研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主要来自灵感；清晨醒来时是灵感最灵的时候。

学习和科研中遇到难题，百思不得其解时，不要熬夜，放一放，第二天清晨再想，经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大学，阿壮还是保持着刻苦学习的精神，但是思想上不紧张了，始终保持全系前两名，年年拿最高奖学金。三年级时，他们学校与多所世界名校联合办学，他们专业有一本权威刊物，主编为在一所名校工作的美国院士。他想进这所名校，向这位美国院士学习。

阿壮的英语一年级就已经通过六级了；但是，考了两次，托福都没有达标。最了解阿壮的妈妈依然充满信心地说：阿壮物理化学基础好，即使在世界名校，还是最优秀的。阿壮恶补了两个月，托福达标了。

进入世界名校，阿壮认真向那位院士学习。院士建议学院给他研究生奖学金；这样，阿壮就成为同去的学生中唯一一位拿到这所名校奖学金的人。

暑假开学后，院士告诉阿壮，决定破例为他申报一个课题。新年时，院士给阿壮发来短信，告诉他他的项目已经问题不大了，让他回去后准备进入博士课题工作。这样，阿壮只用了三个多月，就直接成为这位美国院士的博士研究生了。

现在中国每年有几十万人出国留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拿到美国的奖学金；而能够拿到博士课题的更少，名师名校的更是少之又少，能够得到美国院士赏识的恐怕是个别的；从这一点说，阿壮可以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了。但是这个孩子8年前还在一所兜底中学里苦苦挣扎，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3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跑赢自己最重要

新年阿壮回国度假，来看我们，我和他回顾了他的成长过程。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那么：

他的起跑和前一千米（小学）可以说跑得糟糕透了；

第二个一千米（初中）勉强赶上队伍；

第三个一千米（高中）进入前面的队伍；

前五千米（大学）终于进入了第一集团。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必过于计较起跑，而是要永远不能懈怠，要不断努力向前；但是又不能在中间耗尽全力，必须计算好体力分配，跑好每一段距离，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阿壮即使拿到了博士学位，也不过跑完10公里；还有32公里呢：找工作；晋升高级职称；争取科研经费；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科研团队等等，每一步都是一场硬仗。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无所谓起跑的问题。孩子进入比赛以前，要让他自然地生长发育，有一个好身体和正常的智力发育；最主要的是要发现孩子的兴趣和专长，启发他的学习积极性。每个家长都应该努力看清自己遗传给孩子的基因优势，静待花蕾绽放，每个孩子都能充分发挥上天赐予他的天分才是最好的教育。

永远记住“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切忌拔苗助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培养自控能力比学习知识更重要。

阿壮在中学阶段突飞猛进的进步，除了遗传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毅力也是一般同龄孩子难以做到的。

艰难困苦。玉成于汝。这几年的刻苦奋斗养成了阿壮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耐得寂寞、忍得孤独的性格。在大学里，他看似轻松愉快地拿第一，实际上只是心理压力小了，他始终保持着严格自律的精神。

永远记住：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注：文中人物为化名。

科学的目的就是认识客观规律，应当客观地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在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年代，科学却必须符合宗教的要求。大家知道，哥白尼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球运行论》。但是由于违背了教会的宇宙观，直到他古稀之年才决定将它出版。在出版以后，罗马天主教会议决定将《天体运行论》列为禁书，不准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布鲁诺则因为捍卫“日心说”而被天主教会的人们活活烧死。

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兴起，宗教统治宣告终结。法国大革命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传遍世界。

十九世纪初德国皇帝威廉三世批示的一段可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说出了科学的真谛：一切科学都是人类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一切真理只能是实践研究的结论，而不应该是其开始之先。

但是，在二十世纪的苏联又出现了政治干预科学的时代。在苏联，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仅如此，政治还要干预自然科学，甚至于按照领袖的指示制造科学。

在苏联，在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在生物学领域制造了一门伪科学—“李森科学说。”

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最后飞跃而成为新种，完全不同于母种 。其例证是，在外高加索山区小麦穗中发现黑麦的籽料，继续播种这些籽料，便会长出杂草型的黑麦植株。

虽然李森科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但是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是经斯大林亲自看过和苏共中央批准的，报刊舆论因此不能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任何怀疑。

在20世纪30~5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任何人胆敢怀疑“李森科学说”，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我国的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1955年编著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在该书中，他提醒生物工作者，不要被所谓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特别是苏联李森科提出的新见解。

《简编》出版以后，胡先骕受到围攻和批判，声讨他所谓的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罪行，《简编》被销毁。后来，由于1956年的“双百”方针和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才使胡先骕逃过一劫。但是，留在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1948年数理组和生物组）的院士，只有胡先骕因政治原因，落选1955年的学部委员，其他全部当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部学习苏联的模式，再加上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对于科学技术的干预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妨从清华大学的校训来看新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解放前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解放后改为“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也就是新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

对于不符合政治需要的科学意见，就批判围攻。我们就以“三门峡工程”事件为例，来说明那个年代对待“只专不红”的知识分子的情况。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长期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对治理黄河有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由于在治理黄河上与苏联专家有不同意见，而受到围攻批判，并且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分子。

从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综合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但请来的是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而对整个河流的治理并不擅长。1954年1月，苏联专家组进行实地勘察。在苏联专家组指导下，黄河规划委员会于同年10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简称《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打算在黄河干流上从上而下呈阶梯建造46座拦河坝，每一座坝是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利用黄河水的落差发电，灌溉，防洪，航运。黄河干流的阶梯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三门峡，在那里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

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当时中央领导人中也有不赞成上三门峡工程的，但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体制下，不同意见不能充分表达，也不受尊重。充满豪情的领袖和有关领导，对黄河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又听不进不同意见，只想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

最后，全国人大通过了采纳黄河规划的决议。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他当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针对黄河清的设计思路，他指出：“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水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好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更加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

1957年，三门峡要上马了，黄万里再一次反对在三门峡建大坝。

三门峡位于河南陕县北面黄河中。从整条河流形势来看，是一个最不宜建坝的地段。因为黄河到了河津禹门口至陕县一段，河面比较开阔，汾河和北洛河合流的渭河在此进入黄河，形成黄河中游冲刷段上一个特殊的淤积段。渭河在潼关一带也是淤积段，但从陕县往下到孟津，两岸峡谷峙立，水流湍急，是冲刷段。而三门峡水库正处在淤积段上，往下才逐渐进入冲刷段。历史上黄河在这个特殊地段逐年淤积，只是淤积速度很慢。黄万里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放缓，肯定就会在淤积段增大淤积，特别是地势较低的潼关一带的黄河西岸，渭河河床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河口也会抬高，这样一来对关中平原必将形成威胁。可见在1957年决定修大坝之前，黄万里就判定其必然淤积并将会延伸到西安。

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万里与“主上派”（得到官方支持）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着上游切断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他认为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到河糟内泥沙向下运行是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坝底留出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黄万里还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沙将淤积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

“高坝派”符合领袖“圣人出，黄河清”的愿望，是得到官方支持的。但是，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黄河是不会屈服于权势的，领袖可以将黄万里打成“右派”，压制他的声音，甚至剥夺他工作的权利，却无法将黄河打成“右派”，也无法改变黄河的运行规律。

不幸的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领袖，却要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受到惩罚！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面临威胁。

下游没了水，但防洪问题是否真如当年规划所预计的那样彻底解决了呢？实际情况是现在下游平时没水，洪水来了更要命。且不说用“清水刷深河道”的那个空想，就是不清的水被上游水库大量使用后，下游河道的水量已大为减少，而泥沙淤积更加严重。三门峡水库修建后，四十多年来，在旧河道上又淤积起了新河道，被称为二级悬河。新的二级悬河的过洪能力最小处还不及1954年黄河过洪能力的十分之一。1954年黄河洪水最大流量达14000秒立方，黄河却安然无恙。而在2002年7、8月间首次利用小浪底水库进行调水调沙实验中，“二级河段”漫滩流量已不足3000秒立方，个别河段在流量不足2000秒立方的情况下也发生了漫滩。“二级悬河”不断加剧，一旦发生较大洪水，将严重威胁堤防安全，甚至有冲决黄河大堤，对河区167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危险。

建库前渭河下游是地下河，河道冲淤基本平衡，下游可以通航，潼关高程也基本稳定。现在，渭河下游变成了地上悬河。建库前渭河平滩流量为5500秒立方左右，现在流量仅到1200—1500秒立方，即可漫滩。渭河形成地上悬河以后，使南山支流的出口淤塞不畅，只要渭河涨水就向支流倒灌，造成堤防决口，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92年8月，华县洪峰流量只有3950秒立方，洪水高达340.95米，较建库前抬升4.2米。据统计，那次洪水给库区造成的灾害十分严重，共淹没耕地69万亩，倒塌房屋8000多间，受灾人口28.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5亿元左右。

1955年，华县洪峰流量仅1450秒立方米，其水位就高达340.88米，相当于建库前5000秒立方的水位。使渭南及其以下河道洪水全面漫滩，南山支流严重倒灌，导致农作物受害面积近10万亩。

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外迁，后又因工程调整而返回库区的十万移民，饱受洪涝灾害之苦。

至于“黄河清”，不出黄万里所料，出库清水对下游河道形成了严重侵蚀，造成大量滩地崩塌。其中，最严重的是花园口至高村河段，约有200平方公里的滩地崩塌。滩地的大量崩塌使二滩之间的河槽宽度增加，如花园口至东坝头的二滩宽度由2563米增加到3633米。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陕西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四十年后已经增加到45万人。他们离开富裕的家园，移到甘肃和渭北高原，新分到的土地都很贫瘠，有的几乎无法耕种。其中有些人经过数次迁徙，原来生活富足的也已变得一贫如洗。面对移民的苦难，地方政府一方面无奈地执行既定政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干部很同情移民的困境，但格于大局、大势，他们又能如何呢？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实际耗资达40多亿元，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而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四十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而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造成的后果却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大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损，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2.9亿元！

这就是三门峡工程事件的大致过程，但是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而一直坚持正确意见的黄万里却受到围攻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长期作为白专典型而不受重用，一生命运坎坷，始终没有当上院士。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清华大学的另一位水利专家，当年为了迎合领导意图而赞成三门峡工程上马，还说“看不出清水出库有什么坏处”。此人一直很吃香，很快当上了院士，还被吹捧为“水利界泰斗”。

200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关于三门峡水库的片子，其中采访了这位当年“看不出清水出库有什么坏处”，现在已成为中国“水利界泰斗”的老先生，却把自己塑造成了当时反对上三门峡水库的人，将当年黄万里反对上三门峡水库的事全部隐去。此片播出后，舆论一片哗然，齐为黄万里先生抱不平。有人在文章中写道：那位（水利界泰斗）竟说他“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竟沦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坠落到如此地步！

大庆油田当然和三门峡水库不同，当时石油已经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但是，在发现油田以后论功行赏时，却必须考虑政治情况了。决不能把功劳给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右派。

反右派运动中，谢家荣被打成右派，黄汲清有严重错误，李四光则于195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谢家荣、黄汲清与李四光三位，不用再论科技水平和贡献，在政治上就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已经是惊弓之鸟，再加上一边倒的宣传工作，学者一旦受到批判，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连他的科学理论也成了无人敢碰了。而受到赞扬的知识分子则成了“神”，他的理论就成了万能的真理。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还发生了一件政治直接干预学术研究的事。大家知道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曾被曾国藩俘虏，写了一份自白书。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叛变行为，但大家看到的只是清廷公开的，经过曾国藩改过的文件。李秀成供状原稿约三万余字，所述均系实情，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太平天国口述史，原本秘藏在湖南湘乡曾家。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北大历史学教授，罗尔纲先生在仔细研究了原件后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鉴证》一书，考证出李秀成书写供状的目的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明以投降，实图复国。

任何独裁者总是痛恨己方被俘人员的。斯大林认为战场上只有烈士和叛徒，根本没有什么俘虏，只有祖国的叛徒才当俘虏。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经过相当艰难困苦的斗争才得以回国，回来后却是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祸及亲属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无情批斗。戚本禹大概是摸透了领袖的脉搏，著文不同意罗尔纲的观点。果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亲笔批示十六个大字：“忠王不忠，铁证如山，黑纸白字，岂容抵赖。”一锤定音，无人敢辩。本来是学术讨论，现在却成了政治问题。罗尔纲教授成了钦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北大，连他的学生、同事和熟人，也是如此，当然也更是无法进行学术研究了。李秀成是叛徒成了任何人都不敢质疑的真理。后来戚本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红得发紫。

反右以后，随着李、谢、黄三人地位的沉浮，他们所代表的学派理论也受到不同的褒贬。

三，应该“为尊者讳”，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我国文化中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建国后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一切，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一种价值观，杰出人物都是没有瑕疵的。谁提他们的缺点错误就是给他们“抹黑”。

这是一种极其可笑的价值观。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人都有缺点，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尤其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政治权势威逼、名誉利益诱惑和欺骗性的宣传之下，即使是杰出人物也很容易犯错误。

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如下。

建国之初，曹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后，对他的名作《雷雨》动了大手术。将忍辱负重，含悲隐痛的侍萍，改写为敢于顽强斗争的妇女。当她再次遇见周朴园时，大骂其是杀人不偿命的强盗，指着周萍对周说：“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就好像是在她大脑中移植了毛泽东思想。鲁大海则被美化，成为具备了应有的工人阶级品质的罢工领导者，而且罢工是团结的，有组织的。他当场揭露周朴园，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同官僚勾结的行径。为了凸现这种勾结，剧中新增了一个毫无血性，名叫乔松的省政府参议。周萍则全然成了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先与蘩漪私通，继而玩弄四凤，后来又要和蘩漪私奔…。结局时周萍没有自杀，周冲没有触电，四凤也未寻短见，已经说不清是悲剧还是喜剧了。最后曹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改写失败，越描越黑。

另一位大师级的作家老舍也在思想改造运动后，对《骆驼祥子》等名著一次次修改。那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繁冗的叙述”被裁截了，人物阮明被删掉了。连如下的议论也被视为禁忌：“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摘去了，他只剩下那高大的肉架了，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原汁原味的，悲剧的祥子走了，独有的北京情味淡了，生怕沾了丑化劳动人民的边。

钱学森是国际著名的火箭专家，为国防工业做出过杰出贡献。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三千八百二十一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二零零九年三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表示，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

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为亩产万斤作了论证 。

放出「卫星」后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从专业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九十四万斤碳水化合物…，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六分之一，这就是说，单位面积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十五万六千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份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七万八千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五万八千五百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三分二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三万九千斤了。”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十一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食短缺，一九五九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三千七百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峯，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

笔者认为此乃毛泽东的推诿卸责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是钱学森背离了科学精神 ,出卖了科学家的良心来迎合毛泽东则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有科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物质或者化学反应，能够吸收或者转化30%的太阳能。更何况植物是从小到大一点点生长的，总起来说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一都很难。掌握顶级科学家的钱学森不可能不懂这点。

当然,与郭沫若不同,钱学森迎合毛泽东只是为了自保。

他1955年回国时正值反胡风运动,到1957年又是反右派运动，他目睹了许多老朋友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能不心惊肉跳吗？聪明的钱学森自然会想到迎合毛泽东以求自保了。

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特殊宠幸与他在大跃进中的贡献有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批斗，许多人被迫害致死。钱学森却被特别保护，不准批斗，而且还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许多人认为这与他从事的国防工业，还有他的贡献有关。但是，只要与钱三强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重大差别了。

钱三强与钱学森相比，无论在学术成就，所从事的工作、贡献，以及文革前的地位等等都毫无逊色。但是在大跃进以后，尤其在文革中的遭遇却是大相径庭。

他比钱学森入党要早，没有成为中央委员，也没有受到特别的保护。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晚7时，钱三强还遭到批判。三天后，即10月19日，他就被送往了河南信阳。这样，开庆功会时，就没有了核物理学家，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身影。

对此，钱三强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当然，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不必对钱学森过分苛责，这个瑕疵也不可能掩盖他对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一提这段往事，就立即给人扣上“抹黑钱学森”的帽子。

在《中国石油之父》书中提到：建国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松辽平原并没有被列为首选开展战略普查的地区。会议之后，时任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领导的黄汲清将松辽平原作为重要遗留课题，亲自组织收集地质资料，据此起草了一个《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其后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两文均下发东北地质局，东北地质局据此制定和组织了踏勘工作。

但是，在李四光主持通过的重点勘探石油可能蕴藏地带的计划中，把黄汲清等看重又看重的，建议的“松辽平原”地带勾掉，因为按照他的理论，这个地区根本不可能有油。黄汲清当面听到后，气得不得了，经反复坚持才终于把这一地区的勘探列入了计划。

我国老一辈地质科学家，亲自参加了大庆油田勘探发现工作的原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副局长、局技术顾问，地质学会理事苏云山回忆：不知何故，在最后的关头，黄汲清极力主张并寄予厚望的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平原，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等到黄汲清知道，他着急上火了。

“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当即指定我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记忆比较清楚的是，他在谈到设计任务书的写法时指出，要求踏勘人员乘小船沿松花江两岸多找出露的岩层，尽量测量地层剖面，对铁路两侧及平原边缘的沟谷，要多下点力量，找基岩露头和油气显示。《踏勘任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

这份重要的任务书，终于赶在6月7日由“普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奔签发，11日下达东北地质局。该局立即组成了以韩景行为组长的5人踏勘小组，得到了非常乐观的结果。使松辽平原一跃而成1956年2月“第二次地质部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如果不是这次“补遗”，“大庆油田大发现”就不知会推迟多少年!

这是一个细节，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看来确实有这个细节，而且是足球比赛中“临门一脚”性质的关键性细节。

今天来谈这些细节，只是强调黄汲清、谢家荣在发现大庆油田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是要抹杀李四光对于中国地质事业和大庆油田建设中的重大贡献。

地质部长李四光指挥地质队伍和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共同的科学事实，为中央领导提供了正确的决策依据。作为地质部部长，他并没有囿于学术门派之见，而是同样宣传我国独创的“陆相地层成油”理论，并且支持他们的工作。

黄汲清、谢家荣正是李四光慧眼识珠，提拔到他身边作为左膀右臂的。虽然属于不同学术派别，会有不同意见，但是都能够尊重实践。当大庆油田勘探取得成功后，李四光立即大力支持，向最高领导汇报，并且在各种会议上宣传大庆。

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李四光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有一些人认为，把一切功劳都归给杰出人物就是对他的爱护。

《中国石油之父》中谈到，文革期间，在一片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声中，却大肆吹捧地质力学，还有人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各地质队写报告时，不用地质力学观点写就不予验收。

其实，任何真理夸大就会成为荒谬。这些都是在损害李四光和地质力学的声誉。把某个人“神化”，把某种理论当成绝对真理，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反面。而对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和对于勤勤恳恳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则会造成巨大伤害。

文革后，黄汲清是老一辈地质学家中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对于地质界“捧死李四光，斗死谢家荣”的现象。他说：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改变了世界也震惊了历史。他晚年致力“统一场”的研究，却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对论，也从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统一场”研究也没有成为禁忌。现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对论”提出挑战了么？而“统一场”的研究，也因爱因斯坦付出的艰辛和表现的毅力使无数科学家深为感动。科学要顺利发展，有一条是不可少的：证伪。先验的把一种理论当作终极真理是科学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这扩大到科学家本人，便是不正常了。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中国科学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我所访问的所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地位。人们不愿看到的，仅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搞张冠李戴，搞偷梁换柱。人们更不愿看到的是宣布某一种学术理论和观点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的局面。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襟怀不仅容许而且提倡不同理论不同学派的争论，而且应当允许“异端”。从本质上说，没有异端，就没有科学。地质找矿有一个奇妙处：拼其全力寻找地表、地层的异常。凡有异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矿，异常的另一个说法不就是异端么？

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并敢于说出：谢家荣是位伟人。

王仰之翻看了大量历史记载和有关资料，他特别提到一九四九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之后，他指名道姓写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一九五四年。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是否会回到票证年代成为一个谈资，想起一些往事。

1953年，北京市发行“面粉票“，购买面粉需要有面粉票。从此，中国考上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票证年代“，就是购买某些商品不但要钱，还要有专门的票证才能够买到。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搞到东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个中洋相，匪夷所思，非亲历者，难以想象。

（一）物资极度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1953年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各种文献中只谈其对筹集“工业化”所需资金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的影响，则超过了包括^「文革_」在内的一切政治运动。

所谓^「统购统销_」就是国家以远低于其本身价值的价格强迫收购农民手中的农产品，从价值与价格差中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这实质上是部分剥夺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中的“销售权”；而随后进行的“农业合作化”则彻底剥夺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使农民除了留下一点仅够糊口的口粮外，全部被国家拿走了。这种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期效率低下；加上工厂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工业生产同样发展缓慢，效率低下。从而使全国物资极其短缺。

实行“统购统销”，社会立即分化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吃“商品粮”难于上青天。

“统购统销”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极为有限。当时的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块点心……农民进城，只能背上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为金贵；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带上“油票”去粮食管理部门申领。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要进城里大医院看病，农民最需要粮票，没有粮票的患者根本住不进医院，陪护者也无法在城市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在城市有亲友的，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粮票，将是天大的恩惠。

从粮票出现开始，标志着物资短缺的开始；此后，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表示经济越来越困难，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在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地方连票证供应的东西都无法保证。

在物资奇缺，票证繁多的情况下，演出了一幕幕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的茺诞故事：

王XX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证每周可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

当时武汉市有专门的“结婚购物证”，规定结婚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

宁XX的小孩出生才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只暖瓶打破了，极不方便。而买一只暖瓶需要一年所发的全部“工业券”，他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暂借，以度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心病，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再打破，夜里睡觉经常做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大喜，就是梦见又打破了暖瓶，大惊大悲。

翁XX1961年生孩子，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多天。

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弄假成真，自此染上烟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

作家张贤亮时在农场当农工，发明了“眼药瓶滴油法”，由于当时食油极其紧张，竟在农场迅速推广。

花生早已成为奢侈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大费脑筋，终于在X年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市民每人二两。

家里有人要买被面或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的布票。

为了省布票，有些人只好在春天将棉衣中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

作家殷慧芬的妹妹下乡时，舅妈买件衬衣送她，但声明布票要还。由于殷家一时未能还上，造成亲人反目，两家人5年不来往，形同陌路。

中央民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当年为了补衣服，在家里要找一块好一点的补丁都困难。

当然，票证中最宝贵的是粮票。饿得眼睛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事时有所闻。

在太原有人潜入一个糕点门市部，下班人走后，他拼命吃了一个饱，第二天清晨，人们开门时，他已“撑”得不能动了，只要喝水，结果立刻胃部涨裂而死去。事后，人们一检查，竟少了七斤糕点，

作家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街道的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梁晓声家比另人吃到更多的豆腐，确实是“恩重如山”了。

当然，这些城里人的“票证的故事”，读来令人心酸；如果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村人写“没有票证的故事”，读之更将令人唏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

（二）后门泛滥成风，逼迫人民造假说谎，民族道德大滑坡

所谓“走后门，”简单说来，就是通过私人关系，不按正常^「规则_」办事。

这里说的是广义的^「规则_」，包括法律、政策法规、各种规定以及社会的公认的办事规则等等。

因此，^「走后门_」的情况极为复杂，包括违法、违规、利用规则漏洞钻空子、打擦边球，以及在制订规则时故意漏下的漏洞（例如：留给权力者任意支配的“机动指标”），以及许多合法不合理的办法等等。

在上级规定下发的各种指标，票证中，均留有许多机动指标，供各级权力者任意支配。在各种资源均极其短缺，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些机动指标就意味着权力者及其亲属，亲信的极大特权。

在各种公诸于众的公开规定之外，另设许多内部规定，这些内部规定是保密的，不让民众知道的，由权力者决定的，往往也是见不得人的。

举些例子说明一下：在毛泽东时代，城市户口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的，控制极其严格的。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对外地民众来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奢望。许多大学教授、工程师，即使工作需要，也多因户口问题而无法调入。但在^「文革_」期间，北京大批知青下乡，大批知识分子因单位迁出、下放农村、五七干校等将户口迁出北京，数量当在百万以上。但是，在公开规定北京户口冻结迁入的情况后，^「文革_」期间，北京户口未见减少，反而增加了！

笔者听到一则传闻：一位下乡知青，酷爱文学，与某大乐团一位巴松演奏员交情甚笃；一次，该演奏员将一名弹钢琴的女孩介绍给一位处长的儿子；该处长为主管审批北京户口的官员；为表谢意，问巴松演奏员有无亲友户口要进北京的，演奏员无此要求，想起了该下乡知青，向处长说了一句。不想在一片知青下乡的高潮中，该知青的户口却顺利迁回北京。

北京户口尚且如此，其他大中城市的户口，就更乱了。如：某省会城市，一位军队师级干部，在一大型企业“支左”期间，走后门将自己及亲信的亲戚朋友的户口，从农村迁入省会达一百多人。一个营教导员在“支左”时，也将妻儿户口迁入大城市。还安排了正式工作。

中国的规则愈来愈少，“规则意识”愈来愈淡薄，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后门”花样翻新，怪事层出不穷。

后门当然指的是权力。但到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_」期间，权力已经不仅限于官员手中的权力了，而涉及整个社会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权力。如：医生的处方权，可以为病人开好药（因为好药短缺，往往限量分配给各个医生）、病假条（当时吃大锅饭，休病假工资照发）。票证管理者可多给某人票证。售货员可以多给商品，给好商品，甚至不要票证售给要证商品。汽车司机和采购员可以从外地带回稀缺物品等等。

“后门”的水平也分为三流九等。有所谓：

一等后门送上门，不要花钱，也不用票证。这当然仅限于少数有权有势力者。

二等后门不要钱也不要票证，但要自己开口索要，还要自己去取。

三等后门不要票证，只交钱。

四等后门不排队去内部买。

五等后门给好货（质量好的商品）。

六等后门用过期（已作废）的票证买商品。

七等后门给你留货，事后你去交钱、证，即取。

八等后门提前通知。因当时物资极为紧缺凭证供应的商品也经常无货。一旦来货立即排长队，后来者往往买不上。熟人提前告知一声，早去排在前面就可以买到。

至于大学招生、参军、招工等，更是人们竞相削尖脑袋往里钻的机会，人们八仙过海，名显神通：托人、拉关系、送礼，女青年甚至向当权者献出身体等等，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笔者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同学曾说：现在在工农兵大学生，一百个有九十多个是走后门进来的。你还不能说；你说了就批斗你，还拿出几个确实不是走后门的例子作典型，说你污蔑社会主义。

笔者曾听一位人事干部讲一个故事：

一位市领导人的儿媳，初中文化，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2岁还在X长X公社插队，该领导人复出掌权后，正好清华大学给该市几个工农兵学员招生指标。该领导人即让该人事干部去将他儿媳招上来。人事干部下去通过区委书记安排给X长X公社。不料开会时，区委书记误记为另一个长XX公社，以致当X长X公社书记念完推荐情况后，挨了一顿批评，区委书记说：“32岁，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居然还要推荐上清华，你们这不是胡闹吗？”X长X公社书记出来对人事干部埋怨了一顿。人事干部马上把主持会议的区委书记叫出来，说明了情况。区委书记回到会议室，叫X长X公社书记再汇报一遍，并马上表态说“这个女同志32岁了，出身又好，还要上大学学习，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好同志。”就这样，这位32岁、两个孩子妈妈的初中生，就上了清华大学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落后和无能，就要用说谎、造假、隐瞒、掩饰来欺骗世人。关于说谎、造假，各种报刊已经连篇累牍，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仅对官员有组织地逼迫民众为他们文过饰非，掩盖真相略谈一二。

为了不准民众揭发批评他们的倒行逆施，还出现了一种理论：“不准给社会主义抹黑。”还要向世界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向外输出革命，要解放全人类。

因此，尤其在对外工作方面，更有一整套的弄虚作假、掩饰真相的纪律和规定。

如：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为了防止中国实际的贫穷落后情况被外国人知道，同时还要对外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以推进世界革命；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是不准外国人去的；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对外“开放”。在这几个开放城市中，各单位、居民委员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熟背对“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以不用“凭券”敞开供应，但中国居民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也就是说规定顾客只能给外宾“演戏”。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就想走，由于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而“券”“票”的发放量又非常少。所以，当这个顾客买了东西要走时，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不但全部退还了袜子，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了处分。

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和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各种答案中，只有家庭人口“可如实回答”。曾有一位外宾问一位老人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竟慌慌张张地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明其妙。

无知，还要对外宣传，经常笑话百出：笔者一位朋友，原藉台湾，家在日本。建国前回国参加革命，并入党。建国后又上大学，1954年毕业。因“海外关系”“特务嫌疑”等，屡遭批斗。^「文革_」期间，停发其工资，使其无法生活，他要求回日本，被开除党藉。

^「文革_」后晋升为工程师，月工资增加到80元（按当时官方牌价，约合40元美元）。统战部门叫他写信回日本，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他对我苦笑说：我回国三十多年，大学毕业二十五年，已经五十多岁了，才当工程师，拿这么点钱，还要对外宣传。究竟是宣传“优越性”还是宣传“落后”？

许多违背百姓意愿的事，还要逼迫百姓装出笑脸来表示欢欣鼓舞。例如：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千方百计想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的，临行前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胸戴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泽东像前宣誓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会上还要发表一番豪言壮语，似乎农村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而与此形成对照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有权有势者，却没有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广阔天地”作为一番的。

而“知青”下乡以后，在招生、招工、参军时更是千方百计“走后门”拉关系，更是司空见惯，无所不用其极；目的是回城。而许多有权者也总是喜欢用权力把亲友从“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拉回城来。